2016年07月20日16:13 来源：《生活》杂志 关联作家：吴亮 点击: 次
“……这一百多年来，上海留下了无数资料、无数故事，它处在变化中，它不仅本身在变化，而且也响应着我们的变化。谁在看它？谁在说它？他们是过路客，还是原住民？是学者吗，还是记者？各自的角度都不一样。同时看一座房子，仆人和主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必须从多元的角度来了解。问题是现在大家都很忙，对许多人来讲，上海就是一个冒险的空间，每个人带着不同的想象和期待，遭遇不同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对他们来说都是真实的。你绝对不能把这种经验去夸大，替代成他人的经验。用一个时髦的形容，上海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有差异的、不稳定的幻象，说它是什么都可以。但是，反过来又必须说，它还是有一些自有的东西，这是上海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征，它有一个中国最完备的现代城市所应有的框架，这是过去一百多年间慢慢建立起来的，它是对城市的系统规划、设计和生活方式的丰富想象。这里的人们比较讲契约和规则，当然你也可以批评它，所以它才不像今天的北京那样有活力，那种草莽之气……上海在杜月笙时代曾经有过这种草莽气，那时的上海除了大公司外还有江湖。据说上海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个隐秘的江湖。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结构性的变化，1930年代和现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管是文化上，还是经济和实业上，这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形态决定的……近年一般的时尚杂志做上海专题，无非就是找些名人、找些地点、找些故事，其他还有什么呢？一幢房子的历史，你跑去东湖宾馆老楼，这幢房子以前是杜月笙的，和平饭店有沙逊，国际饭店有跑马厅那些老照片，这成了一种“我们上海传奇”的摆设和套路……但这不是我所说的上海。”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采访的最后，吴亮不歇气地说完了这段意识流一般的话。对于上海，我原本以为他应该有比谁都更清晰的形象和描述之道。事实上，他没有。在写了那么多对时代、对历史和对这个叫上海的城市的回忆之后，他反而越来越慎重。那些说过的话、写过后文章都随风去了，但他的心里，却积淀下最细微的、最厚重的对这个城市的一已之看法。
上海的那些琐事
问：网络上流传着您写的《八十年代琐记》和《上海往事：1990年代》的系列，很多人在其中找到了认同和呼应。这些文章的缘起是什么？
吴亮：一些事情的起因都是很偶然的。说起《八十年代琐事》，得从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说起。
2006年5月，因《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出版，三联书店的主编吴彬和查建英来上海开了一个座谈会。当时查建英已经听到一些批评，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为什么回忆八十年代，访谈只做北京的那拨人，这能涵盖八十年代吗？另外，为什么全都是名人？当然名人总是更有代表性，你要在马路边上随机找一百个人来回忆，那也是有限的。至于为什么全是北京人，查建英这样解释：本来上海是计划要来的，比如陈村啊，吴亮啊，孙甘露啊，都想采访。但当时她女儿在北京，还小，而她的访谈基本是通宵进行，那帮人都是夜猫子，通常是事先发个邮件，列一些提纲和问题，准备一下，然后晚上带个录音机就过去了，一直谈到半夜甚至天亮。以这样的访谈方式，她当时要来上海就很困难。在北京采访时，当晚她就必须请女友去家里陪着她女儿，这样才能进行工作，如果来上海，那牵涉到的琐事就太多了。
问：那就您来看，上海文化人的八十年代是什么样的？
吴亮：对我来说，八十年代就是一些很个人化的往事。要讲些大事，各种运动、会议、碰到各种人和事，大家都差不多。后来我去北京，有人问起八十年代和当时那些人和事对我的影响，我说：影响为零。李泽厚、甘阳、刘小枫这些当时的所谓“精神领袖”，他们翻译、编选的书我当然是看过几本，比如卡西尔的《人论》是甘阳翻译的，但我不觉得因为这本书，我就受到了甘阳的影响。正如你不能因为读了《共产党与宣言》，就认为你是受了陈望道的影响。
那次座谈会是2006年5月在上海开的，我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说完了，心里反而落下了一件事。6月份，世界杯开始了，手上的一切事情都停下来了，因为时差的关系，每天晚上要看两场球，中间会有一到两个小时的休息，正好是半夜一两点的时间，这就很尴尬了，又不能睡，干吗呢？那不如写点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写东西，一小段一小段，不能写长了，因为还有第二场球赛。我说过，我是在模仿文德斯的《一次》，他就是两三句，一两段一页，再配上照片，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用这种方法来书写自己的一些零碎经验。
一直到那年的秋天，我陆陆续续写了大概有两百段。写作时，我提到了很多文化人，但也有我的家人，还有一些无名无姓的人，比如我的邻居。当时就是写着玩，也没想过去发表。我一边写一边在网上贴，很多人就跟帖。
问：但并没有结束，好像突然间就收手了。
吴亮：八十年代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带有情结，八十年代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也隐讳地写了几句，特别是八九年，比如那年初夏，王安忆和刘再复本来要去新加坡，但王安忆因故没去成，后来她告诉我夏天她在北京时，看到街上有人被枪打了。当然这个我不便写，于是我写成：八九年七月，上海的夏天很热，大家心情都很坏，上海的青年话剧团在他们的草坪上有个露天的演出，好像演的是莎剧，进场后，王安忆和她先生坐在我前面，她回头说：吴亮，有时间你去我家，我给你说说北京的事情。我把这也写进去了。但具体说什么我没写，嘎然而止。
还有一段：1989年11月，华师大的吴洪森和王元化老先生比较熟，王元化七十岁生日那天，我们一起约了王安忆，一起去老先生家，买了一束百合花。上去以后，当时王元化还住在淮海路，当时家里也没暖气，小客厅就点了一个红外线的取暖器，他穿着棉拖鞋，一件驼色的毛衣，我印象很深。当时他的夫人张可（满涛的妹妹）身体也不太好，她一直在旁边，看到百合花很高兴，找来一个瓶子插了，然后就坐在一边听我们聊天。王元化心情非常沉重……
类似这样的片断写了四五段。当然，我努力写得比较隐讳，贴在陈村的网站上。几天后陈村告诉我：网管有人打电话来，说王安忆是上海作协主席，这样写对她不太好。不得已，陈村就把那几段内容给屏蔽了。我写不写本来所谓，但是一屏蔽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在法国，萨特可以上街的时候，罗兰巴特说我可以不上街，这是自由的。而在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环境中，那不如干脆什么都不要写。而且，再这样满足于写鸡毛蒜皮那就是谎言。
后来浙江有家摄影出版社通过朋友来找我，说他们设法弄照片，能不能让我把这个系列写完，然后出书？我说，你们可以选用我已经写的部分，但我不愿意再写，没法弄了。所以，八十年代的回忆就这么夭折了。我的记忆力很好，如果让我放开来写，我肯定还能写很多。比如现在我正在写七十年代，那就完全放开了，因为七十年代那段历史已经被定性，不存在太大的风险问题。而八十年代仍然很复杂，仍然有障碍。
问：七十年代的文章是关于什么？
吴亮：是给《书城》杂志的，关于阅读，我把它叫作“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完全是个体的经验。想到哪写到哪，已经有了一大摞手稿，但这个系列我一定会写完。我半途而废的东西太多了。
我觉得最难写的还是八十年代。我愿意写的是别人没法写的东西，我的七十年代和我的九十年代都和别人不一样，包括我九十年代介入当代艺术圈，观察的立足点有所交叉，和其他人完全不同。假如我写八十年代，估计和其他人经验大部分雷同，我很难提供独特性。
问：相对来说，写九十年代相对还好一点。
吴亮：2006年我刚把八十年代系列搁下，《南方人物周刊》就来找我，说要做一组和上海有关的文章。我为此写了一篇《上海往事》，记忆的门一下被打开，就停不下来了。我还是先在网上写帖子。2007年《南方人物周刊》开始让我每周一篇，写两千字，他们连载，一月四篇。当时我觉得这也不错，但他们只发了一个月就不再继续，我猜想，他们的杂志需要可能多样性，而我的这个太局限于我的个人语境了，两千字写个什么画家朋友，别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呢，一写起来，基本不考虑别人怎么想。他们的编辑也很不好意思，但既然他们不能用了，我索性把文章写得长一些给了《上海文学》，2007发了半年时间。《上海文学》现在社长赵丽宏是我的老朋友，他说加上之前的专栏，我已经写了两年半的专栏，我想是啊，我也不能老占着篇幅，所以这个专栏就停了。关于1990年代的回忆也就自然停下来了，现在能看到的也就是十几篇。但是，1990年代确实还有很多往事值得回忆。
“海派”何在
问：1920年代到1940年代，海派作家一时风行，比如像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邵洵美等人。您对他们是怎么看的？
吴亮：关于“海派作家”，之前有过很激烈的辩论，据说沈从文骂过上海人，鲁迅对上海作家也没什么好话，但我不熟悉他们，没有看法。
问：但是现在，这个上海作家群体越来越得到普通读者的关注，重新被阅读，然后也有一些评论文章出来。那个年代，文学的气象还是很不一样的。
吴亮：那个年代还没有我，我不知道。或者要去问问陈子善。我看到陈子善就开玩笑说，这是张爱玲专家。
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都说搞不清楚，或者说，回答出来的都不是上海，无非是每个人对上海的看法而已。而且这种看法都可能是临时性的，或者是一种套路，人云亦云。
我曾经想过，作为一个迟出生的人，我可以通过大量阅读和资料占有之后，对施蛰存、刘呐鸥他们那样的创作群体作一些分析和判断。但当我了解很多资料后，这些资料的观点反过来又影响我，结果我成了更多他人观点的综合。特别是你看得比较多以后，你会觉得无话可说。所以，比较有发言权的，还是自己亲历的事件和时期。
当然，从1920年代开始的那三十年间的上海文化状况，这个话题我还是很感兴趣。但如果就因此复述别人的观点，或说一两句糊弄的话，那又有啥意思呢。
问：好，那我们能不能谈谈第二批集中出现的上海作家群，比如王安忆、陈村、吴亮，等等。他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比如像王安忆，每天还在创作，每天写两千字。或者像孙甘露和马原。他们曾经或者现在还在书写上海。
吴亮：因为太熟悉，我反而更难回答。比如王安忆，我们来往最为频繁的，其实也就是1980年代末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平时写作很忙，所以我一般不会去打扰他们。
问：还有上海新世纪初的那些作家，比如卫慧、棉棉她们。
吴亮：她们已经过去了，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了。我曾经到处找人写关于她们那个作家群的文章，后来弄到三篇谈棉棉的，都发表了，而卫慧大家都不愿意碰。棉棉两年前把《熊猫》改编成《声名狼藉》，据说也只是先前未发表作品的修改。
我觉得事情无关好不好的问题，她们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呈现，与众不同。她们之间也不同，甚至差异更大。当然她们也不代表全部，各人从各自的非常个人化的角度来谈。现在已经没有了百科全书式的巴尔扎克，也许不会再有了，何况两位女作家？如果不是看了她们的作品，我们也不知道、不甚知道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她们提供的这种经验，只是呈现，无须别人认同，事实上，认同她们的，并非是一个极少数。阅读一定是这样的，不纠缠谁对谁错，不应该这样来考虑文学问题。
问：像她们笔下的上海，如果不是有过对她们作品的阅读，您会了解吗？
吴亮：十多年前，我就看过卫慧的小说，非常不喜欢，太拙劣了。从我个人的偏见来讲，你懂什么呀，才跑来看到几样时髦东西，就那么大惊小怪。但现在时过境迁再一想，往往是一个乡下人对一个城市他才会很敏感，他会激动，会有想象，如果你一直在这里生活，反而可能会麻木，会不屑于去看，会不识庐山真面目。人家有感觉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乡下人，就像拉斯蒂涅（《高老头》主人公）来到巴黎，就想要征服巴黎。这种差异性是有文章可做的。从这个角度来谈，卫慧和她的书流行一时是有其道理的。她无知，东拼西凑，但也许更有意思。就像中国当代艺术，很多东西我们觉得是不能看的，但外国人觉得好，你也不能说他们就愚蠢。
问：说到当代艺术，北京798那边的画廊现在已经大不如前了。
吴亮：那是因为前几年太热闹了，有泡沫。那些画家的工作室都大得像工厂一般，就现在，宋庄里还住着几千个艺术家。上海的画廊也有关门的，但没有北京那么大起大落，苏州河艺术区那边也有些移居上海的艺术家，但大部分还是以本土为主。
问：如果大部分都是本土艺术家，他们的创作经验、视野和内在的撞击会不会相对近似，艺术呈现会不会单调和归一？
吴亮：这个无所谓，因为现在所谓的创作并不是守住一口深井去挖掘。当代的文化特征就是一种游牧文化，就是资讯，是漂泊型的、移动型的，是拿来主义的、不断变化的。它不会像福克纳那样，虚构出一整个小镇，这种艺术方式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创作方式。而且，你说这些人是在上海呆着，可他三天两头就离开上海，各个国家飞来飞去，移动既是他的创作方式，也是他的生活方式。
问：那像韩寒、郭敬明这样的还很活跃的新锐作家呢？《独唱团》、《最小说》、《岛》，还有北京的张悦然的《鲤》，都是介于杂志和书之间的MOOK，您如何看？
吴亮：韩寒现在已经不算上海的吧？郭敬明也不算上海人吧，他不过是在上海开了家公司。
你所说的他们在做的这些杂志，我不知道。不过，我倒是正打算找人来写作这样的观察和批评文章。既然他们有这么大的影响面，那我们就应该关注。前不久我在《文学报》上看到他们也搞了一个类似韩东和朱文在1998年发起的“断裂行为问卷调查”，说80后作家对先锋派完全嗤之以鼻，对八十年代完全嗤之以鼻，这与韩东他们当年说“鲁迅不影响我们”一样。
问：那您认为现在当下还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海派作家”的群体吗？
吴亮：没有。必须要重新定义。其实，我一直很讨厌“海派”这个词，十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说过“臭名昭著的海派”——我不是形容被指的那个群体，我是指这个名词本身。究竟是沈从文鲁迅说的“海派”，还是周信芳的“海派”，或是任伯年吴昌硕的那个“海派”？后来甚至变成流氓加才子的代称……这其中有太多的误读和掺入，“海派”到底指什么都没有好好定义，“重振海派文化”又从何谈起？
城市的隐喻
问：放下“海派”这个名词不谈，还在写作的那些上海作家，他们对当下上海的城市文化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影响？
吴亮：上海现在没有很独特的城市文化流派。其次，上海作家也不具备什么共同特征。
问：比方说，《长恨歌》出来后，北京人、成都人、广州人，他们就会通过这个小说来想象、来虚构上海这座城市。
吴亮：那是错误的。你只能通过《长恨歌》了解到王安忆怎么看上海，对了解上海本身用处不大。比如我在上海生活，我对上海的看法就和她完全不同。你不能通过一篇小说来了解一个城市，小说不是一个折射镜，甚至不是一个变形镜。王安忆自己也一直强调：小说就是虚构的世界。当然，因为小说是充满了确定的细节、语言、时空和生活方式，你会不断接受到这样的暗示和强化，但这和我们所说的客体的上海不是一回事。那已经是一座被语言腐蚀过的城市。
当然，它也可能唤起一些人的某些记忆，即使和现实中的城市不符合，我们也不能让他们清除掉那些记忆，那毕竟是很私人的幻象。
问：十年二十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作家对上海的描写是否会有某些共同的特性？
吴亮：就算是同一个社会，对不同人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同样是阅读苏俄文学作品，王蒙就会钟情于那种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他看到的是卓娅与舒拉，关于集体化、拖拉机之类的，这种东西对他们的影响最大。他们基本还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理想主义，等等。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在1970年代再看的就不是苏联，而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反而向前提了。
问：那现在上海本土的作家都在做什么呢？作为评论家和评论杂志的主编，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吴亮：没有什么非看不可的作品。不光是上海作家，国内的作品我都很少看。我现在很“过分”，宁可看文学理论，甚至也不怎么看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而言，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外的文学理论发展得更加精彩。
这些年来，上海作家所提供的作品、他们所提供的可能性对我所希望看到的而言，还是很不够的。我无意去批评具体的人，但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好作品、更与上海这座深不可测的城市相匹配的作家诞生。但我也不想去质疑什么。就像以前都说中国男人不能打篮球，可姚明出来了。但出来也就出来了，这一切都不能说明什么。没有就没有。
为什么1930年代开始的文学盛况不可能在今天再现？还有一个外部原因。当年的上海是自由的，居住、出版、写作空间，要知道，那些所谓的“海派作家”大部分都不是上海本地人。而现在的上海已经没有这样的条件了。
问：我还听到一些说法，比如说，之前的一些作家失去了对当下生活的理解和判断，自己也固步自封，停留在他们过去的那个年代出不来了。
吴亮：这是一方面。这种看法还是局限于体制内的作家，或者是专指写小说的人。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开，观察更多的现象，比如像我们隔壁的《萌芽》杂志，在他们海量的来稿中，会不会出现一些具有潜质的文章，再出现一个韩寒或者郭敬明？我不知道。当然这批作家生活在一个新的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空间不需要他们对生活的城市作太多了解。所谓了解真实的上海，标准到底在哪里？在图书馆，还是你要在这里拥有一千个朋友，生活十年以上，另外，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对他们自己生活的判断力？无非是你不认同罢了。
问：如果把上海和北京相比，现代的消费文化，会不会更适合上海的城市气质，从而更快地融入到这个城市生活中来？
吴亮：从我直接看到的，以及听说的、阅读中的经验，我觉得时尚、消费文化对上海来说，和北京有类似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们都是突然出现的。但这里面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根据近代史资料的研究，北平的西式生活最早是在东郊民巷萌芽的，那里曾经是外交使团的驻地，异国的东西进来了。异国的东西就是新东西，再加上当时满清王朝的解体，它就和皇城根下满清八旗子弟后裔、胡同文化混合起来，形成北京近代之后的市民文化。
北京有一点很特殊，这里的重要人物基本上都是政治人物，无论如何，他都具有政治性。在近代史上，北平一直是个政治中心，围绕其中的大学学府、知识分子，都是以政治为其主要诉求。上海不一样，辛亥苦命的时候，上海的一些民间商会会提供钱，支持代表自己利益的武装力量；一战的时候，上海的商界都捐钱，俨然已融入了当年的世界。上海还成立过最早的国民大会。上海这个地方很神奇，除了开埠之后各国的租界，各地的商人们也到这里建立各种各样的商号，比如山西的、徽帮的、宁波帮的、广东帮的、潮州帮的，等等，非常类似西方大公司的雏形。商会以外，又配有一套司法系统和一套公共服务系统，工部局、巡捕房……这整个系统的形成是渐进式的，从十九世纪下半期，一直到抗战暴发以前。1927年蒋介石掌权以后，民国政府曾经有一个大上海计划，打算把上海虹口变为一个中心，甚至有很成熟的城市规划图。最早的电影厂、电话局、报馆、自来水厂、医院等公共机构与设施，乃至西餐馆、照相馆、酒吧、舞厅、戏院……所有这些慢慢形成的东西，华洋杂处，城市的各个阶层都发展起来了。这些后来都完全改变了，取而代之是另一种城市系统和生活场景，过去的遗产全部破坏掉。所以，现在的上海是一个重新开始建立的过程，这和当年慢慢的成长已经不太一样，那种自发性没有了。现在是在权力高度控制之后的放开，这些东西重新出现，但它的味道、气质和当年自然成长起来的是不一样的。
回过来讲，北京其实也是这样。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讲蔡国强，在北京买下一个四合院，一个很破的房子，然后请人重新改造。据说他原来是想换梁啊柱啊，把整棵树移植进去，但他的房子是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大车没法开进去，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和一般百姓混居的，谁能想到，在那条百姓进进出出的小巷子里，会出现这样一个东西。他可以把旧砖头全部一一编号拆下来，然后再照原样的顺序安回去，如此进行重建。这个过程本身就很后现代，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隐喻。生活先被摧毁，然后又重建，它的多重性全部扭合在一起，类似北京、上海随处可见的建筑奇观与文化奇观。
因而，你要描述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就不能用以前的渐进方式，必须考虑到现代社会的结构断裂和历史的突发性变化。
问：我原本以为上海它的商业文化会更加自然一些。
吴亮：上海也有很多像蔡国强这样中间介入改变其原有生长方式（或阻止其衰败过程）的宅子。你看着不起眼的一幢小楼里，很可能里面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俱乐部。社会的现状就和这些房子一样，你一时半会是看不清楚的，它的历史还在走。
“用文学思考所有问题”
问：为什么在经历过批评界、艺术界之后，您又来做《上海文化》这样一本文化评论杂志，这其中是否有您的一些想法和寄托？
吴亮：不是我想的，是领导叫我做的。我接受任务。《上海文化》创刊于1987年，一开始叫《上海文论》，2009年我接手后，就想重新做一本以文学批评为主的杂志。之前我们开过一次会，我说，首先，文学已经泛化，它已经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单纯，我们首先要把自己打开。尽管如此，它还是有自己的核心，我们目前还是以传统的文学研究为主体的一本杂志，这是由我们主办方作家协会和文学研究所的性质决定的。但我们应该尽量超越习惯的做法，所以有些栏目设置，比如像“视野”、“跨界叙事”，是尽量趴在窗户上朝文学之外张望；另外一个，是通过批评文章或者文学史的文章，把这种视野带进来，并不是题目本身，而是以跨越学科的方式来讲一个作品，杂志封面上打出的“新批评”和当年艾略特他们所说的“新批评”是不一样的，并不仅仅是形式上或者文本上的分析。
其它就是一些常规的栏目，也没有特别的新花样好翻，你说这世上还有什么新东西呢？关键就是你怎么来理解这些栏目，你要找到什么样的文章，你的标准是什么，这些就很难言传了。不过文字永远是第一位，如果文字都不行，你还会有什么好观点，那是不可能的。
问：杂志中曾经有一个栏目是“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写到了王朔和北京、刘呐鸥和老上海、叶兆言和南京、孙甘露和上海，可后来这个栏目为什么不见了？
吴亮：没有好稿子，我宁可让这个栏目暂时空缺。
问：您曾经说过：用文学来思考所有问题。那么，作为一本文化评论杂志的主编，您如何对上海本地的热点话题、市井生活等等作持续的关注和了解？
吴亮：要了解这些，上海其实有许多报刊可以去看，像《上海星期三》、《周末画报》、《外滩画报》、《青年报》副刊。但我对这些信息兴趣不大。
问：您现在还会关注当代艺术？
吴亮：还会，但也只是作壁上观。这就是我现在做《上海文化》杂志的好处，我关注的问题不再需要自己去一点点琢磨，我可以找人来研究，然后把它集结出来，使之成为一系列的答案，或者说是解读。
问：比如做《上海文化·秋季增刊》时，其中包括电影、摄影等等，那些选题您是如何确定的？
吴亮：你没发现吗，那些选题几乎全是过去时，我强调历史性。因为一切迟早都要变成历史。但在具体操作时，我需要鲜活，包括对当下事件的敏锐、你整个的知识体系和视野，你的文采，都应该是鲜活的。你虽是写历史，但照样应该写得很鲜活。
问：那有没有想过，通过《上海文化》这本杂志来影响一个普通读者，甚至是普通市民？
吴亮：没想过。我不奢望他们会来看这本杂志，假如有，那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主要的读者还是批评界的文艺界的，还有学院。我现在着力寻找一些年轻人，新人，包括学院才俊与敏锐的媒体工作者。我到退休还有五年多时间，现在自己的状态和经验都还管用，我能做的只有两点：一个是知道学习，一个是相信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