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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源谈《野芒坡》:旧城新史与永恒人性

2016年07月20日16:12 来源:文艺报 关联作家:殷健灵 点击:

健灵的《野芒坡》就要付印了,这是值得祝贺的。


据她自己说,这是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书末的《后记》中也说,这是她所遇到的难度最高的创作。我想,这是确实的。小说以一百多年前上海旧城“土山湾”孤儿院为原型,这所孤儿院是西方传教士办的,有天主教会的复杂背景;但它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在上海的市民文化生成过程中,起到过巨大作用,徐悲鸿、张充仁等大艺术家就都是由土山湾而走向世界的。写这样的作品,要把握好人与历史、过去与现在、神圣与世俗、艺术与上帝等诸多难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关注健灵的创作已有好多年,她对儿童文学充满热情,在各种题材样式上都有积极的尝试,作品内容丰富,很受小读者欢迎。她的职业是记者和编辑,曾长期从事采访写作,这对她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有一定影响。我觉得,她写得最好的那些作品,都隐含着一定的“纪实”的成分。她的有些散文,写得比小说更好。迄今为止,她的最优秀的作品,我以为是那本《爱——外婆和我》,这是纪实的长篇散文。在本书《后记》中,她提到的几部小说,诸如《纸人》《1937少年夏之秋》等,我其实多少都有些保留意见。在读了她的《甜心小米》后,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书中有的地方读来有报告文学的滋味(这并不坏),但我更希望读它,有如读露西蒙哥玛丽的《绿山墙的安妮》或汪曾祺的《羊舍一夕》,有那种欲罢不能而又余味不尽之美。我希望,在作者的下一部作品中,这不再是一种奢望。”我的意思是,既要保持纪实的散文的优点和长处,又要超越它,使作品既有坚实的生活质感,又有悠远永恒的人生况味。其实,我是在期待她创作上的一个更重大的突破。现在,在她的新著《野芒坡》中,我欣喜地看到了这一突破。这一次,她曾在大量材料前长时间地徘徊,即使把材料梳理得再清晰,她也觉得这还不是自己所要写的,直到抓住了人物个性,发现了小主人公仿佛在暗夜中找到光亮的那种对艺术的渴求,看到他为实现这一渴求甘于种种忍辱而又作出自己的挣扎时,创作的灵感才被点燃。我想,这样的构思中的苦恼,以及冲破苦恼后的兴奋,正是遇到突破口的时候独特的创作心理的体现。


这部小说的前期准备开始于六年前,作者确是进行了大量采访和材料收集,也阅读了许多相关的专著。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育婴堂和孤儿院的真实面貌。作者颠覆了一些既定的结论。有一段时间,对传教士和耶稣会育婴堂等,人们只习惯于作简单的陈陈相因的否定,却不愿作深入调查和具体分析,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和科学的态度。到了改革开放年代,随着思想解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历史,人们的认识才逐步回归真实。但这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在文学艺术和其他更与大众相接近的领域,谈这一话题的并不很多。而现在,作者以文学的方式重现这段历史,这是需要勇气,需要对复杂事物的把握能力和非同一般的思想深度的。当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直面历史,直面人生。正因为做到了“直面”,我们才在作品中看到,尽管当年的孤儿院有种种问题和不足,在晚清的黑暗沉重的社会生态中有严重的水土不服,但至少,有了它,底层的走投无路的婴幼儿有了一个可能生存下去的地方,一旦幸而存活他们还能受到一定的教育,到了12岁还会被送去学习专门技能(诸如木工、制鞋等),以便让他们进入社会,自食其力。这整个过程,无疑是合理的、人道的、现代的。当然,这中间,会有种种灾难、疾病,儿童的存活率并不高;孤儿来自社会各方,良莠不齐,也会在暗中形成秘密的势力,使一些弱者受害(这在小说中也有隐约的体现);教会的严峻的宗教气氛,还会对幼小的儿童心理造成压抑,并非人人都能顺应。这种复杂性,对于一个有远见有包容有文学野心的作家来说,不啻为一片难得的处女地,可惜因种种原因,大家避而不见,现在健灵勇敢地走入,并作大胆开掘,这是我觉得最该祝贺的一点。


不过,这部书稿一路读来,最令人感动并感慨之处,还不只是“勇气”而已,我以为更在于对这段历史有一定深刻性的把握。我曾读到一些关于传教士的论文,在摒弃了过去那种简单化的一味否定的倾向后,又形成了一味讴歌的倾向,这是另一种简单化,也会屏蔽复杂的历史事实。而健灵的“直面”,是针对整个的复杂性,而不只是直面过去被遮蔽的积极面。对文学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的创作原则,即直面真实、完整的生活。于是,对耶稣会孤儿院的宗教气氛,儿童们就有了不同的反应。就拿书中的三个好朋友来说,若瑟是虔信上帝的,他在这氛围中如鱼得水;菊生是一种麻木的顺应,这大概也是院中大多数孤儿的态度;小说中小主人公幼安却是独特而敏感的,他渐渐发现了自己与这种氛围的缝隙和距离,这就在情节中悄悄布下了阅读的张力和发展的契机。屠格涅夫在谈论文学典型时,说过一段很特别的话:“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译文》杂志19561月号,154页)他显然抓住了文学的最本质的特征:写“最具体的个人”。而所谓“最具体的个人”,也就是永恒人性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最真实的体现。本书中的幼安可以说是孤儿院中的很具体的个人了,作者抓住了他的一个重要特征:对艺术的敏感。随着故事的发展,他一点点地显示出了一个艺术天才的潜质。他无法压抑自己,却又找不到突破的方式。他这种艺术之爱,与院中所强烈倡导的上帝之爱,虽有重叠,却并不一致。小说中的安仁斋神父是一个圣徒式的人物,他对上帝的虔敬是不可动摇的,但是面对幼小的幼安,他内心的人性的一面也复苏了,他不时作出巧妙的调整和妥协。这两个人物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伴随着冲突的迷茫和误解,以及神父临死前所作的出人意料的周到安排,我以为是书中最好看的部分。神父和幼安,都是具体的个人,作者在他们身上都花费了心血。


这是一个重大而独特的题材,是一部有历史深度与一定涵盖面的小说,也是一本好看而感人的书。


2016年春节,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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