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6月27日16:18 来源：上海文学发展报告（2013） 关联作家：陈丹燕 点击: 次
一
在2003年《外滩：影像与传奇》的素材筹备过程中，陈丹燕开始大量收集与和平饭店有关的资料，她遍寻无人问津的档案、记录飘散的故人记忆、调动“长达二十年的丰厚储备”，终于在2012年捧出了长篇“非虚构体小说”——《成为和平饭店》[1]。拘囿在书斋里的写作（与知识生产）无法回应历史，也无法建立与日新月异的世界的关联，这似乎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不过，陈丹燕并非凑近来文坛蔚为大观的“非虚构”的热闹，熟悉其创作的读者都知道，这部新作是其“上海故事”谱系中水到渠成的收束，而这一谱系的开端已经可以上溯到1992年。此外，一般我们对“非虚构文学”的理解是：作家通过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对当代事件发表自己即刻的见解”[2]；而陈丹燕架设的则是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或者说，她对“当代事件”的“见解”是通过对历史的招魂而叠映出来的。说起“招魂”，你可记得书中历史学家孟建新的特殊禀赋，穿越时光隧道的他站在绿色长幔帘的阴影里，仔细打量过往浮华世界的狂欢者，自由出入他们的内心感受……陈丹燕这样来解释孟建新自小“对特定空间的特殊感应”：“他的创造力总是因为这种感应而被突然唤醒。他其实是依靠自己的感性，而不是知性来做历史学家的。他要写作以前，总是多次去将要写到的地方游荡。写作的过程更像作家的创作。……写作时，浮现在眼前的，都是具体的形象，带着被历史造就的感情。他必须与一段可以触摸的历史一起工作，必须与它有活生生的感情。”毫无疑问，这是陈丹燕写作姿态的自画像。
我想起钱钟书先生的一段话：“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3]这是“史家追叙真人实事”的方法，但钱先生特为指出，“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陈丹燕实证式的书写姿态悉数提供关于器物、环境的细节，比如饭店套房内的床，有着深褐色的木床套，席梦思架子嵌在床套里，下面还装小轮，两边床头柜的抽屉刻有菱形图案……仿佛纪录片镜头的展示。但是，所有这些细节都不只是作为外来的“素材”或“点缀”，直接进入小说以强化所谓“非虚构”的真实感。陈丹燕是通过“与一段可以触摸的历史一起工作”，与之发生“活生生的感情”，来获致一种历史想象力，将外在的材料“揉碎”，内在地为写作建立起历史情境。“非虚构小说写作并非在于记录事件，亦非在于塑造人物，而是企图在尽量真实的历史事件中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与外界的联系……它呈现出的现实、历史与虚构的关系，是富有象征和隐喻的。”[4]——这是陈丹燕独特的历史想象力及其追求所在。
小说人物丛出，时代各异。犹太商人维克多·沙逊家族、资本家后代夏工之一家、历史学者孟建新夫妇、当年的左翼青年学生西蒙、酒店服务生阿四与年轻员工季晓晓，还串联起荣毅仁、王洪文等各色历史人物。而叙述时间时而聚焦于上海飞速发展的今天，时而回溯到三十年代和建国后十七年时期。行文中还掺杂由四组新闻纪实性文字和图片构成的纪念碑章节，与小说情节虚实相间，形成相得益彰的互文。陈丹燕处理的是繁复的大工程，其间又细心布下草蛇灰线：比如第二章中夏先生与前一章出场的夏工之一家有亲属关系；夏工之保留爹爹留下的银勺子与最后“小孩偷饭店的勺子”首尾呼应；孟建新夫妇尴尬的情事，与1929年英国剧作家在和平饭店创作的剧本《私人生活》中男女主人公的故事，形成内外映照……全篇故事不是按照线性推动，而是如一张精心结撰的网络，由这些交叉点演绎开来。《成为和平饭店》历时八年，四易其稿，陈丹燕首要的贡献在于书写与形式上的探索。
二
1935年的化妆舞会上，一位鸦片富商的后代牵去一头活驴，在“挤满人的明亮舞厅里”，“它终于大叫一声，‘噗’地拉下一大坨屎”；沙逊转过脸来，指着大吼：“快把它弄出去！”……这一刻，陈丹燕穷形尽相地描画出上海这座城市文化渊源的一斑。一方面，半殖民地的统治者以胡闹、撒野来放纵在自己国土里被循规蹈矩所禁止的情欲，“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远东殖民地生活的无法无天呢？这对在家乡不得不过着循规蹈矩生活的基督徒们，不就是另一版本的《丛林传奇》吗”？另一方面，沙逊的喝止，又体现出在殖民地维持宗主国文明与尊严象征的努力。不过话说回来，沙逊在和平饭店维多利亚式的金色天棚下，举办一场以马戏团为主题、“奇形怪状”的化妆舞会，本就是“无法无天”的举动吧。同一个维克多·沙逊，会以“非常上海”的方式回击日军高官，在被迫决定离开上海时无比痛苦，其中无疑有着一份直把他乡认故乡的珍重（书中还提供了不少“上海走失多年的儿子”们）……陈丹燕带着读者走向历史峡谷错综复杂的幽径，她既借助孟建新来追问“建造华懋饭店的维克多·沙逊如何看待他们家族经商的道德问题”，这个家族的财富“与殖民时代东方的灾难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喟叹正是沙逊这代人、“这一代上海人”，培育成熟了这座城市“中西合璧的精神”。
我在上海生活多年，无数次擦身而过，但从来没有进去过和平饭店。1999年的时候我读那本哄传一时的《上海宝贝》，记住了这个细节：“我们照例慢慢步行到外滩。每逢夜深，这儿就成了一个安静的天堂。我们爬到和平饭店的顶楼，我们知道一条翻过女厕所的矮窗，再从防火楼梯爬上去的秘密通道”；“在这积满历史尘埃的顶楼上”，“在饭店老年爵士乐队奏出的若有若无的一丝靡靡之音里”，“我”开始宽衣解带……请容许我唐突设想：如果把卫慧笔下的这个倪可安插到《成为和平饭店》中去，会是哪个人物？也许就是夏先生话里的那类小姑娘吧——“现在上海年轻小姑娘的脸相很有兵气”。夏先生对“现在上海年轻小姑娘”的这声叹息，仿佛就如纪念碑般屹立的和平饭店，傲然（或许漠然）注视着隔江对岸那千奇百怪、不断攀爬的摩天建筑群。这只是一个很无厘头的设想，没法当真。陈丹燕对和平饭店熟稔无比，但可能她并不知道卫慧寻获（虚构？）的那条“秘密通道”。不过，卫慧的这条“秘密通道”其实正是1935年那场化妆舞会的延续（所以倪可这样的新新人类无法抵御和平饭店的神秘“召唤”）：冲破传统压抑而追求生命享受的欲望，本就离不开外来异质文化的召唤与发酵，尤其是经济上的冒险、繁荣，与情欲肆无忌惮的畸形膨胀之间的互为激发。这条“秘密通道”所联系的前世今生，恰构成了东方殖民地的文化奇观，或所谓“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海派传统[5]。
似乎没有人能抵御它的魔力，纷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接近。早在1998 年出版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中，陈丹燕已描述过和平饭店散发的这种召唤力量：“好像什么东西都又回来了，饭店里的英式房间里生着壁炉，美式房间里有银烛台，西班牙式房间里放着老式的高柱子木床，侍者的黑发上擦着亮晶晶的发蜡，笑容矜持而殷勤。一句‘到和平饭店喝咖啡去’，说出了上海年轻人一个怀旧的夜晚。坐在那里，他们想要是自己早生五十年，会有什么样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故事。那是比坐在他们邻桌的欧洲老人更梦幻的心情吧，也是只有上海孩子才能有的心情：对欧化的、富裕的生活的深深的迷恋。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曾经有过的历史的深深的自珍。到那里去的上海年轻人，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英文，更懂得怎样用刀叉吃饭，更喜欢西洋音乐，有一天，可以拿出来一张美国护照，指甲里没有一点点脏东西。这也是这个城市年轻人潜在的传统，从来没有被大声说出来过，也从来没有停止过。”[6]想来，陈丹燕附着于和平饭店之上的历史意识其实有着悖论性的两面：一方面，这种“潜在的传统”在中国现代启蒙与救亡的宏大叙事结构中被压制于边缘，“从来没有被大声说出来过”；另一方面，正像《成为和平饭店》所记，“在外滩这样始终富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周围大楼历经砸毁、各类人物塑像推倒又矗立、纪念碑随着时代变迁此起彼伏，唯有和平饭店“保留了完整的历史印记”，甚至其“张扬炫耀渐渐圆润沉着”，当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压抑，与亘古长流——这是和平饭店的历史，是这座城市的传统，也是城市中人们心底的欲望。
和平饭店之于这座城市，就仿佛是招魂的幡。1991年，威廉姆森在和平饭店举办贝拉· 维斯塔舞会是小说中一场重头戏。这个时候，“饭店外面看上去很好，可里面都已败坏”；年轻人对华懋饭店的“旧闻”一无所知。望着改造过的客房和家具，众人一度陷入绝望，威廉姆森要求的是“原样恢复”，时光倒流回到“地道的旧时代”。重建的大幕由此拉开，引导者显然是威廉姆森：他帮助饭店里年轻的员工辨识“难以表达的神秘与高雅”、纠正董经理“厚玻璃”的说法（那叫“拉力克”）、替季晓晓解释顶楼上“两条狗的图案”正是“华懋饭店的LOGO”。很快，套房里的“老家具”从一度处理去的郊县招待所拉回，退休的老员工出山回来坐镇……豪华盛宴上演，和平饭店终于恢复“一个真正的大饭店”。仿佛一吻惊醒沉睡多年的美丽公主，仿佛念起了阿里巴巴的咒语，一座紧闭许久的宝藏刹那间打开了门，也许空气中晦暗的余味还未散去，也许地上还有前代的废墟碎片——就如同带有流苏的旧家具已散落到郊县的招待所，但是在威廉姆森的一声指令之下，遍地的“无序”迅速被整合起来。——这是1980年代的“重建”，它意味着速度、技术、科学、管理、制度、热情、信心……这个召唤指令发出的背后站着威廉姆森先生，换个称谓吧，今天我们习惯于叫他“现代性”。——这哪里只是和平饭店的重建？这就是我们刚刚走过的历史吧。陈丹燕曾特意解释为什么在书名上添加“成为”二字：“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从华懋饭店到和平饭店有着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个过程跟上海这座城市的演变史一样的——我们所看到的城市并不是上海人自己建造起来的，而经历了由外来者所强加、在慢慢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吸收、转化为自己的东西的过程，这其中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对于一个饭店、对于一座城市，都是这样。”[7]和平饭店经历1990年代初的这场舞会而焕然一新（“焕然如旧”？），这一情节很能体现“被逐渐吸收、转化为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我们自然会心于这一幕，却又在其间无数历史意识的关节点上犹豫而无语：是何种力量在引领我们再续辉煌？这份辉煌源自何方（或者，能有辨识得清的单一来源？）？历史的遗忘归咎于谁？再写历史的主体又是谁？
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家底”，其中又深藏着被侮辱、受损害的伤痕，如此缠夹，其实我们今天也无法理清。孟建新的身份是历史学家，他小心翼翼的求解，也终究无法给出拨云见日的答案。这位历史学家在阅尽海上繁华沧桑梦之后，回复到“私人生活”，然而那是多么勉强的一段“私人生活”，小说的这个终章似乎流露出微妙的反讽。就像陈丹燕所说，“故事和故事，人物和人物之间有空白”，这些“空白”，是作家抛给读者的无尽的谜……
2013年1月2日一稿，8月1日改定
[1]以《和平饭店》为题初刊于《收获》2012年第4期，单行本《成为和平饭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推出。
[2]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第19页，仲大军、周友皋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7 月。
[3]钱钟书：《管锥编》（一）第317、318页，三联书店2001年1月。
[4]曹元勇：《历史、现实与非虚构》，《新闻晚报》2012年8月16日。
[5]参见陈思和：《海派文学的传统》，收入《草心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
[6]陈丹燕：《水边的老酒店》，《上海的风花雪月》第37、38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10月。
[7]张滢莹：《陈丹燕：书写“非虚构”的上海》，《文学报》2012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