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驯养生活

2015年01月19日10:26 来源：南方文坛 关联作家：黄德海 点击: 次

一

《天体悬浮》，甚至田耳的几乎所有小说，即便写悲剧，也给人一种活力四射的感觉。这种活力，在当代小说里，我似乎只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一些作品里感受过。不过，那时候的活力，跟一个时期的上升势头有关，人人都抱着一种奔赴新时代的热情，当然就有活力。进入80年代末期，人们对新时期的欢欣鼓舞遇到了阻碍，兴头慢慢降下来，人逐渐变得恹恹的。小说也难免感染了这种病废的气息，加之创作上现代派小说携带的阴郁成分日益加重，那种曾经非常鼓舞人的活力在小说里就逐渐减少了，甚至于除了一些对时代状况免疫的作品，连爽朗的笑声都在小说里消失不见。

田耳的《天体悬浮》里，却充满了一种肆意的笑意。这种笑意不是为了表现“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的文人式幽默，而是因生活的委婉曲折而来，跟人的迂执、笨拙、狭隘甚至卑贱有关，却不是嘲笑，没有讽刺，所以情真意切，有上好的腔调：“是老式蹲坑厕所，据说里面经年的陈粪，干结板滞，一层层淤积起来，枪都打不穿。我刚来时，是伍能升带我熟悉环境，厕所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他跟我就这么介绍。我当时收不住嘴，问他：‘哦，那一枪是谁打的？’伍能升说他也不知道，是别人告诉他的。说完，他才有所反应，看着我呵呵地笑起来……那以后，所里的人再跟新人介绍起那个厕所，说到打枪，便会连带地说，小丁还问是谁打的枪哩！”[1]在《天体悬浮》里感受到的活力，跟这笑意相似，不高亢，不卑琐，不刻意，不衫不履，切切实实，是人的活力在日常生活里铺展开来的样子。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隐括柏拉图《理想国》：“人性中有狮，有多头怪物，亦复有人，教化乃所以培养‘人性中之人’（the man in man）。”[2]柏拉图真是古典情怀，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主张让“人性中的人”“管好那个多头怪兽”，“把狮子变成自己的盟友”，“一视同仁地照顾好大家的利益，使各个成分之间和睦相处”。而现代小说（甚至现代一切文字？）却大体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他们放纵着人性中的多头怪兽和狮子，“让人忍饥受渴，直到人变得十分虚弱，以致那两个可以对人为所欲为而无须顾忌”，或者“任其相互吞并残杀而同归于尽”[3]。

我们从不少严肃的现代小说中感受到的气息奄奄，甚至阳亢的反抗挣扎，差不多都可以看成对两个精怪的屈从或放纵。另一面的情况大概更不乐观，很多人自以为写出了“人性中的人”，却不料只是写出了抽去精怪的人，平面刻板，不过是一副人的躯壳，一丝儿精气神也无。不妨这样比方，人性中的人与其中的两个精怪，一起构成了生命的活力。这个活力必须表现在生活之中，表现在桩桩件件具体的事上，一旦提取出来，在虚构的世界里重新塑造，活力就没来由地消失了，仿佛一个人被提走了魂。不过这话有点矛盾，小说不都是虚构的吗，田耳小说的活力何来？

《天体悬浮》保持的动人活力，或许是因为田耳即便在虚构的世界里，也没有把活力单独提取，他写进小说里的，就是人性中的人和两个精怪，它们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一起穿行在纷繁芜杂的世界里。为什么很多小说不是这样的呢？因为很多人自信地以为，他们有能力提升或过滤生活，把活生生的世界加工成一个删繁就简的艺术品。不止写作者，普通人也充满加工生活的热情。田耳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以前朋友知道我写小说，但不知道会发出来，就瞎扯，我能得到很多，他们给的都是原始材料；现在，他们经常给我加过工的产品。最痛苦的是，有年纪较大的人找到我，要跟我讲故事：‘我的一生就是一本大书’——但听了半天我什么也得不到。说这话的人通常会加工他们的经历，一旦加工，大都是舍去有用的东西，留下残渣。”[4]

不难看出，田耳也不是把生活直接写进了小说，他有自己的选择方式，有自己对生活的观看之道。只是这个观看之道，远离了意识形态，弃绝了各类大词，没有哲学、抽象、形而上，是一种朴素的观看。这种观看，不抱成见，不师成心，脑子空白，不提前带上自己的观点，然后贴着人物，走进他们的生活，把他们因适意或艰难而来的欢乐，幸福，烦恼，委屈，一点点写进小说。这些人心的微澜，尘世的琐细，因为未经成见的提炼，不虚浮，不张致，细细密密地显现在人物的行为之中，自然地流淌于整个生活不绝的长流，因而有一种与生活本身的活力相生相长的郁勃之气，小说便显得生气灌注，元气淋漓。

二

田耳曾在派出所闲待过一阵，观察到了“辅警”这类人。他们是临时工，在所里没有地位，吃苦受累的活却都是他们干，因而拥有派出所的正式编制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为此，田耳构思了一个作品，写两个能力很强的辅警争夺唯一的转正指标，写着写着，却发现，“现实生活中，获得一个编制对具体某个人可能有意义；但如果把它写成文章印杂志上，就显出格局小，所以自己写起来也没劲，没写完扔电脑里了”[5]。这个扔在电脑里的中篇后来蓬蓬勃勃地长成了《天体悬浮》，争夺转正指标只成了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小说的格局呢，不再是小的，甚至有那么点，嗯，宏阔。

小说仍然开始于一个小城里的派出所。符启明和丁一腾是辅警，一起抓嫖、抓赌、抓粉客，一起偷鸡杀狗，无所事事，一起恋爱，一起失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见到了人性晦暗的角落，自己也不免在这晦暗里挣扎。被一巴掌揭掉半张脸皮的粉哥，心安理得吃软饭的光哥，无暇顾及羞耻之心的皮条客，为了甩掉苏妹子而污蔑她有杨梅疮的符启明，都是这种晦暗的表现，标示着人性向下的堕落。最为集中地表现出这种向下堕落的，在小说里是符启明掌握全市的皮条生意、买卖凶宅，改变了符启明生命走向的小末、沈颂芬和安志勇三人嗑药后的性爱游戏，以及马桑被安志勇招妓后的自杀骗局。在卖淫、凶杀、放纵和招妓里面，本就有人性晦暗一角的释放，人却还在这其中加入了金钱交易、情感背叛和密谋欺骗，使本来就晦暗的人性角落，更加显出不堪。

写这种人性的晦暗角落，写作者会有“发现的惊喜”，也让作品在探索人性的长路上走得很远。这差不多是现代小说的惯技，或者用前面提到的《理想国》里的区分，大部分现代小说，都把心力集中在对人性中多头怪兽和狮子的探索上，往往忽视了人性中的人，或者把人性中的人当成了孱弱的、无法抵挡人性暗角的部分，写作者自己也容易沉溺在黑暗的泥沼里。不过，或许这不只是现代小说的特征，倒是大部分文学作品的惯例，自古希腊肇端“诗与哲学之争”时已然如此。柏拉图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很可能就是因为“诗（按或者广义的文学）迎合快乐的需要或煽动人放纵的自由，诗必然导致欲望、尤其是性欲望的统治”[6]。《天体悬浮》里那些人性中晦暗的部分，大约就是人不知节制的欲望唆使的，带着未经清洗的欲望所有的丑陋和肮脏。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每种技艺和探究……都以某种好为目的”[7]，小说当然也不应例外。《天体悬浮》的宏阔之感，正是在写人性向下的晦暗角落之外，还写出了一种对更好和更美的渴求，写出了人向上的冲动。这个冲动，最明确地表现在与标题相关的“观星”中。观星自小说较为靠前的部分出现之后，就一直贯穿其中。女主角小末和沈颂芬喜欢观星，男主角符启明喜欢观星，后来“我”的妻子王宝琴也加入观星的行列，符启明甚至有一个以观星为号召组织起来的“杞人俱乐部”。田耳开始觉得，“小说将派出所的生活写得过于沉重压抑，这也是写作中小小的失控；将观星写进去，就是一种补救措施”，后来却发现，观星“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特别有帮助”[8]。不管这个不经意冒出的念头如何偶然，在小说里，观星代表着人对无限和辽阔的向往，几乎成了人向上冲动的隐喻。女主角之一沈颂芬有一段对观星的说法：

只有两件事能让我一直心旷神怡，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人都是脚踩大地，头顶天空，要是这一辈子只和大地发生关系，忽略了天空，你至少就失去应有的一半，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一半……从我个人的经验看，观星的爱好不光让人变得充实，也让生活变得轻盈。仅仅和脚踩的大地，每天的生活发生联系，人会有一种甩不开的沉重……要想排遣压力，观星的爱好无疑是最佳选择……慢慢地，你发现人类的总和也不过是一个尘埃……你会沮丧、失落，但经过一阵的适应，你会在生活中得来一种从未体验的轻盈。有一天，你会以全新的眼光审视你生活的全部，身边的一切，这里面有难以言说的快感。

这段对观星的总结陈词因为沈颂芬稍显虚荣的性格，有些夸张和虚浮的成分，但观星隐喻的人向上冲动非常明显。人不甘心囿于脚下的土地，以直立的姿态向往更辽远的世界，自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气概。这个向上之心，是人异于禽兽的几微之差，也是人自身有意无意的内在需求，是那个“人性中的人”对尘世中的人发出的召唤信号。

与观星隐喻的向上冲动直接相关的，是小说中关于“道士命”的说法：“乡村里某些奇人、异人、能人、怪人，他们的才能没法用当官、经商、考学、搞女人之类的常见选项加以归类。说起这些有着怪异秉赋的人，大概是让乡亲们有了表述的困难，于是有人想出这个词加以概括……‘道士命’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不认命，和自己命运相抗争。他们通常都会离开家乡，凭着自身古怪才能、百折不挠的韧性以及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到处折腾。有了这命，一辈子都不会甘于平静，要么外出打拼混成一号人物，要么呆在家乡活成一个怪物。”不难看出，所谓“道士命”，就是不甘心囿于人生的一隅，聚拢起向更高更远处去的心劲，做向上觉醒的努力。符启明就是“道士命”的典型，他凭借内心的不甘，从派出所的小小辅警，最终混成了佴城举足轻重的人物。

人很容易忘记自己曾有过向上的冲动，但这个冲动与人的其他愿望相同，不会凭空消失，而是以复杂的变形方式表现出来，“道士命”还是其中较为容易辨认的部分。在《天体悬浮》里，除了观星和符启明混成个人物这样明显的行为，连符启明陷入恋爱状态时的顾身惜命，“我”想娶一个读大学的妹子当老婆，陈二的时时以正直自居，甚至连徐放辽对粉妹夏新漪的爱，“我”父亲把棺材本投入融资系统，都是这个向上冲动的曲折表现。一个人要珍惜自身和他者，要与更好的人为伴，要变得正义，要获得爱，要过上更宽裕的生活，不都是向上的渴望吗？只是这些渴望因为与不净的世俗有关，未免会沾染上世俗的各类芜杂，又或在世俗的尘埃里埋得很深，变形得面目全非，很难爬梳出来罢了。

田耳大概是用心做了这个辨识功夫，并如实看待人性中向上和向下的部分，把两端之间的张力拉得很开，虽然生活密密匝匝，却有人性高低之间的俯仰余地，因此作品便有了一种混沌苍茫的气息。《天体悬浮》的宏阔之感，或许正是来自这里。

三

在《天体悬浮》里，有一种对日常和人心的洞察。这种洞察有时是通过绝顶聪明的符启明之口，有时是通过老于世故的春姐之口，也有时从各种角色的口中零星流露出来，但更多的，是小说叙述者“我”——丁一腾的叙述连带出来的，应该是他的观察所得。这洞察因为隐含在小说的叙事之中，很容易被人忽略。这很像丁一腾在小说里的表现，相比符启明的风生水起，丁一腾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直到小说结束，依然不过是一个相对底层的角色。他自己也觉得，符启明“已经在很远的地方，过自己渴望已久的生活，而我一直有生活在泥淖里的感觉”。这样一个人物，仿佛只是符启明风光生活的天然配角。

随着小说的逐渐展开，丁一腾的戏份却越来越重，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甚至在结尾的时候，有驾符启明而上，成为第一男主角之势。从这个方向回看丁一腾在小说中的作用，像田耳自己说的，“符启明像一只风筝，可以飞得很高很自由，丁一腾则像拽住风筝的那根线。所以符启明对丁一腾有一种内在的需要，有一种不易觉察的依赖”[9]。丁一腾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自己的无能、无奈甚至不堪，却并不因此自卑，懂得该把人心向上的冲动和向下的堕落节制在这个纷纷扰扰、普普通通的尘世，不卑不亢地看待着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他看到了生活的苦况，体察了其中的悲哀，却能在艰辛里微笑。

《小王子》中讲到“驯养”（apprivoiser）——建立感情联系。狐狸对小王子说：“现在你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小男孩，跟成千上万别的小男孩毫无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我对你来说，也只不过是个狐狸，跟成千上万别的狐狸毫无两样。但是，你要是驯养了我，我俩就彼此都需要对方了。你对我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外界流浪了很长时间的小王子由此知道，地球花园里无数的玫瑰，跟他自己星球上的那棵是不一样的，花园里的玫瑰“很美，但是空虚的”，而他的这一棵玫瑰，就比花园里的全体都重要得多。“因为我浇过水的是她，我盖过罩子的是她，我遮过风障的是她，我除过毛虫的（只把两三条要变成蝴蝶的留下）也是她。我听她抱怨和自诩，有时也和她默默相对。她，是我的玫瑰。”[10]不难想象，《天体悬浮》里那些麇集在人性两端、却远离了最切身的日常的人们，其实没有驯养过他们的生活。

丁一腾跟自己的生活，应该是这种驯养关系。乍见热络亲切的符启明，丁一腾就想，“他只不过是自来熟的性情，果子催熟得太快硬着心，人熟得太快也只是一种客套”，却也并不因此拒符于千里之外，甚至他们还成了最好的朋友。与沈颂芬热恋之时，因为沈要教他看星，丁一腾就警惕地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爱好，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的爱好强加给我？”即便如此，他们的恋爱关系还是按照通常的方式延续了很长时间。派出所旧同事伍能升误伤人命，担心自己被判死刑，眼神惶惑无助，作为律师的“我”仿佛掌握着他的生杀大权，却没有一点自负和得意，因为“一个人无权指责别人对死亡的恐惧”。符启明准备把一台高端望远镜送给王宝琴，丁一腾并未拿回家，“我清楚，王宝琴只能是半吊子货，低倍率望远镜就够她用一辈子的了，我可不想她被这台望远镜激发起探测宇宙的万丈雄心”。不妨说，这个与生活建立了感情联系的丁一腾，是这个世界上罕见的有心人。他把生活的点点滴滴和人心的沟沟坎坎看在眼里，洞察其中的隐秘，却并不张扬这些发现，懂得该怎样用自己的宽厚护卫它们。

小说倒数第二章结尾，丁一腾和王宝琴闹了矛盾，在她离家的一段时间，“我”想明白了，“老婆不但是一个女人，更是一个亲人，具有唯一性。她身上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其实都是用来和芸芸众生加以区分的特点”。从这个角度不难发现，这个看起来平平常常的丁一腾，真是一个以往小说里罕见的形象。他对生活不激烈地对抗，也不一味地屈从，而是携带着自己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以最为普通的样貌，健朗地走进了小说熙熙攘攘的人世里，耐心地与生活里的幸福、欢欣、麻烦甚至困苦相处，也让自己在生活里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