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君臣：更好的文学 更好的生活

对我来说，黄德海是一个让人身心振拔的朋友，他善于体贴你在烦琐世事中的无奈。不过在他看来，这无奈显然只能是个起点，接下来应该是反省、决断、担当的领地，从当下的生活里抬起头来，催促自己往更好的地方去，才是生活的大义。当然，这些意思他首先是行之于己的，表现出来，就有了他在人群中行色匆匆又坚定果决的身影。不大见面时，偶尔想起他急冲冲的样子，也就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不至于太过偷懒或颓唐。

怎样做更好的自己，哪里才是生活更好的地方，这些问题不会随年龄的增长就自然明澈起来，往往会变得更加复杂、纠结不清，让人难以回答。不过，一个人如果不想在生活里随波逐流、彷徨无依，而是能容纳众流，做到“立己达人”，就必须凭思考和行动摸索更好的生活，并且不封闭自己，保持开放成长的状态，慢慢活出光彩来。“条条大路通罗马”，人们在生活里理解、接近不同程度的好，道路也各不相同。黄德海喜欢看书，有很多温暖的回忆，有一次是大学里“在摇曳的烛光里读完了黑格尔的《美学》，一种非常辽远的感觉充塞胸间，仿佛心中的某个部位被洗净，温暖明亮，引人欲泣”。读书给了他另一个奇异的世界，他在日常琐细中检验读书所得，也用书检查自己和身处的时代，循环往复，坚持不懈，是他提高自己的主要方式。因为学业和工作的契机，他关注现当代文学，同时又不局在文学的框子里，时常抬眼看历史或现实中动人的德行或功业，偶尔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感想和敬意。十多年间积累下来，文章不多却也小有可观，大都收在即将出版的《若将飞而未翔》和《个人底本》中。

一 对得起一本书

黄德海经常说，看一本书，就要对得起它，不管说好说坏，对书、对己都要有个交代。怎样才算对得起一本书呢？

首先是仔细读作品，贴近文本中作者的用心。文学批评里以己度人、指手画脚是常见的策略，如果没有高屋建瓴的思考，没有艰难深切的生命体验，批评家手里的标尺挥舞得再漂亮，也难掩偷懒的痕迹，终究与作品隔着一层，看不到与作品真诚沟通的努力。黄德海批评的起点很普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赤手空拳，与作品素面相对，从作品本身发现其秀异之处”。他有直接的阅读体验，又不执著于这些体验，而是将它们再次放回作品中、放回作者的整个创作历程里，参验、切磋，进而生发出对作品好或局限的认识。《关于〈很久以来〉的三种猜测》是一个典型例子。小说写抗战到文革结束后两个女人跌宕起伏的命运，读起来很像一部平庸之作，和作者的自我期许甚有差距。为什么会这样呢？黄德海提出三种推测，第一种推测最简单，这就是一部平庸之作，也最容易论证，照以往的文学惯例，“思想不独特，叙述不节制”，肯定是平庸。但这样判断下去总有些地方不够妥帖，难道这平庸是作者有意为之，要写出“非中断的线性日常”来，照见所谓大时代本质上的平淡无奇。再回到作品中，好像有这方面的意思，而且隐约可见作者更大的野心，他要借几个人的故事描摹出流淌在所有普通人身上的命运。这是第二、第三个推测。但这就是小说的秘密吗？再检查自己的阅读体验，他还是觉得平常无奇。到这里体验和分析都走到了边界，接下来是决断的时刻，种种要素综合考量，他得出结论：《很久以来》提供了“反思时代和命运的一种可能”，但从各方面说，“叶兆言的这本小说都显得有些过于拘谨了，因此还算不上走人时代和人性丛林的探险之旅，只能说是一次探索路线的重新设定”。

这个阅读体验与作品分析相互考校的过程，也就是黄德海说的“从具体开始”，“在深入、细致阅读具体作品的基础上，获得具体的感受，回应具体的现象，得出具体的结论”，温婉周致，一唱三叹，形诸文字貌不惊人，却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厚重韵味。在这个过程中，他进入作品隐微的深处，体贴出作者的苦心，也显出自己的用心。有些文章能明显看出这种考校的过程，比如关于《第七天》、《我不是潘金莲》的文章；更多时候，这个过程会隐身于他对时代或创作问题的论述中。

耐心领会作者用心，是对作品“入乎其内”的过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要真正把握住作者的用心，还需要站开一步，把作品放到更大背景里，给它一个恰切的位置。在这一点上，黄德海有一个进步的过程。2002年左右的两篇文章，《在人群之中》和《被挽留的〈蛇为什么会飞〉》，写莫言和苏童不再刻意强调写作的姿态和角度，把人放回人群中，写市声喧哗，写操劳者的欢乐和艰难，小说里的世界因此大了起来。他描摹出莫言和苏童转变的轨迹，但为什么会有这些转变，这些转变对作家、对当时的小说创作、对读者认识时代和生活分别意味着什么，却交代得不够，文章读起来紧巴巴的，不够开阔。

2004年，黄德海毕业、工作，在生活里奔波劳碌，却不忘聚心凝神，沉潜了几年之后，于2010年左右再次回到写作和文学批评时，说文论事大都化掉了粘滞不畅，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他曾经两次比较集中地写周作人，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他的进路。2004年的《从“抄书”到“两个梦想”》是他的硕士论文，细致分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周作人思想的变化，梳理了周作人在“抄书”基础上提出“两个梦想”的过程，认为这些工作是在认识时代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进行的重新阐发和改造，让传统获得了某种现代生命，也是周作人眼中可行的应对现代中国问题的道路。论文有理有据，对理解周作人的思想轨迹和现实关怀很有帮助，但也因为是论文，材料和想法相互推演，字里行间透着作者运思和行文的努力与艰难，文章不够轻盈、透彻。2010年前后，黄德海又写了《周作人的梦想与决断》，篇幅小得多，视野却更显开阔，回答问题多而不乱，从小到大可以列这么几个：周作人这个时期的思想和他的现实决断是什么关系？这个阶段在周作人一生里有怎样的地位？他眼中的传统和鲁迅有什么区别？周作人的想法今天还有意义吗？如何评价周作人一生的工作？回答了这些问题，文章就跳出了周作人自己的文字圈，从高处再回头看周作人，简单明了，清清楚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然要尽可能地站到高处。不过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从“抄书”到“两个梦想”》里略显迟滞的推敲，恐怕也很难有《周作人的梦想与决断》里的意兴飞扬。

几年间一直关注周作人，其实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周作人的写作和生活里有黄德海自己关心的问题，把周作人写清楚实际上也正是澄清自己的过程。这是对得起一本书的第三个意思，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好的文学评论是一次朝向未知的探索之旅，寻找的是作品中隐而不彰的秘密”，作品的世界和批评者的世界相互激发，共同照亮了一片混沌幽昧的领域，会有“发现的惊喜”。在这个过程中，作品里的好显现为具体的形状，它“跟阅读的作品有关，却绝不是简单的依赖”，因为它也是批评家的好，本来潜在模糊的意识里，现在随着阅读展开、自我辨析，逐渐变得清晰。

作品不同，“好”的样式也各不相同，黄德海善于体贴每一种“好”。有时是作家在写作形式上的创获，比如《第七天》里余华对新闻和现实进行的创造性转化，《繁花》里透过客厅描绘大上海的视角；有时是作家对世事的洞见，他叹服《日夜书》中韩少功对准现实焦点的努力，“理论里没有现实，世俗里没有精神”，责任被层层转移到善良者和柔弱者身上，小说里写的正是现实里有的悲惨严酷。他也赞赏韩东对日常里大小荒诞的描写，它们不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性悖谬，而是人与人之间常见的情感或欲望的错位，构成“交叉跑动的人世境况”。比如《中国情人》，其中人们多多少少都在努力，却难以真正地沟通并融为一体。在这些描写里，韩东目光锐利，看到了人世某个层面的深处。面对纷繁的世事、人生的无奈和操劳，有的作家写人对自己和时代的超越，这意味着对卓越的追求，是向上的精神，黄德海会不吝赞美。《喀拉布风暴》写人的第二次成长，主人公或收敛年少时的骄横，或揭开心底自卑的伤疤，真诚地面对身边的人，跃出人生的某些牢笼，部分解放了自己，也得以接近生活里更高的幸福。在这部小说里，红柯改变了原来习惯的主题，起承转合间不够流畅，黄德海却珍惜、尊重这种转变，将其看做红柯的第二次成长。文章结尾富于诗意，“一茎美丽的小小树枝，感受了世界的光风霁月，霜雪雷电，然后凝聚所有的力量，记下其中最让人震撼的部分和最隐秘的变化，小说这棵大树的年轮日历上，会悄悄刻写下这一切吧？”

黄德海也会说“不好”，当他看不到作品中作家真诚细致的努力时。他认为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是一朵假花，技巧娴熟地讲述陆焉识近一个世纪的对爱情和自由的“彻悟”，其中却没有真实生命与世界的撞击，没有生命在苦难和屈辱中透出光芒来的艰辛历程，所谓“彻悟”不过是一句空话。爱情和自由都是好词，但没有选择、担当和付出的支撑，只是高调地自我宣称，往往不是自我欺骗，就是亮出了一个幌子。反省这个词也一样，它本来的意思是返回自身，检查自己的执著和刚愎，目的是打开自己，淘洗自己的好，也容纳更辽阔的生活。但安妮宝贝的《春宴》中摆出反省的姿态，矛头所向却是时代的贫乏，在黄德海看来，这些反省其实都是自辩，他们“只关注自我却转身把责任推给他人和时代，然后一脸的淡然和无辜。如果我们真的处在一个‘贫乏时代’，那么，这些人物和安妮宝贝的小说，一起为建筑这个时代备好了材料”。黄德海说的这些不好或许可以反驳，但是最好认真对待，因为这“不好”，也是用心体会出来的。

因为要紧贴直接的阅读体验，要回溯作家生长的历程，也因为要寻找作品在短期或长期文学变迁史上地位，要阐发作品与时代浪潮和个体生存之间的互动关系，关心的问题太多，每每下笔，经常要思虑再三，因此黄德海的批评文章多淳朴厚重的气息，少轻盈飞扬的韵致。不过，这种风格大体上也正是他想要的，偶尔逸兴遄飞之际，他往往会收一下，提醒自己不要过于兴奋，只顾自我抒发，忘了和作家和作品的交流。但是当一部作品足够精彩的时候，写着写着，黄德海的文字会随着作品的好一起神彩飞扬起来。写《鱼挂到臭，猫叫到瘦》的《知青时代安魂曲》就是个例子，其中最后几句说得特别好，“不是因为作家经历了就必然应该产生一部好作品，而是有了一部好作品之后，那个此前晦暗的时代才被点亮，人物经受的种种无奈、屈辱和悲惨，才在如歌的行文中得以洗清，得到安慰”。同样，这些话也可以稍加改动，反过来用到好的文学批评上：当批评者艰难的辨析终于找到灵感的风标、行文如歌之时，就会照亮人心里某些晦暗的领域，先前所有的疑惑和劳作也都转化为发现和创造的欣喜。

二 再翻出一层意思来

由于天赋、机缘和自身努力的原因，有些人、有些作品的好已经显出博大或精纯的气息，黄德海看到了就放在心里，再加以日积月累的沉潜含玩，然后在文章里和作品及其背后的人相互唱和，往往桴鼓相应，玉振金声，就像一段段美妙的合唱歌曲。前面说的《周作人的梦想与决断》是个例子，《匮乏时代的证词》、《天马行地》是另外两个例子。《匮乏时代的证词》写阿城从小说开始一路走来，谈世俗，聊常识，出入古今中外，无视雅俗磕绊，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再次丰富人们的知识结构，抵制现代社会政治和其他样式的规训和催眠，以应对自鸦片战争里来日渐稀薄和贫乏的时代。《天马行地》则是努力地让胡兰成那乱花飞舞、曼妙炫目的文字落地，一以贯之，总结出胡兰成的问学之路。首先是立志的大而婉，继之以“见物之真，能与之亲”的格物，又要经得起学问关口和人间世中的猛峻，还要在时事艰难里识得将起未起的机缘，于立身边沿学会“勉强”、懂得修行，如此方能“日月常新花长生”，看到“天人之际的处处生机”。在这几篇文章里，黄德海胸怀所向，已经超越了当下的文学，开始追拟一些特出的人与文，触及更宽阔的时代和人生。有时候这些关注和追拟会超出文学，延伸到其他领域动人的德行、学识和事功上。金克木、张五常、刘小枫，以及乔布斯、丽丝·迈特纳、海森堡和玻尔，还有爱因斯坦，黄德海都写过文章，认真体味他们不懈向上的事业和人生。写爱因斯坦的那篇名为《“你站在我的心中对我说话”》，文章从爱因斯坦和别人的通信里拈出几个片段，拼贴出爱因斯坦对自然秩序的敬畏、他超越俗世的果决以及应对人事的睿智、审慎和善意，“他似乎总能在别人思考结束的地方，再翻出一层。这翻出的一层，才是爱因斯坦很难企及的深邃之处”。

黄德海经常说文章是改出来的，就某一件事、某一句话会说这个还可以再翻出一个层次来，他的意思是说在看似思维边界的地方，隐着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契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些外在的助力，但这个念头却是要时时惦记于心的。这是在模仿爱因斯坦吗？不知道。不过，能看到的是，许多别人的好被他读到了自己身上，偶尔也会在文章里转化为一种特别的秀异，比如《咔嗒》和《一句话的底本》。两篇都是短文，《咔嗒》写从技艺娴熟到顶尖高手之间数次轻微调整的过程，从打篮球的奥尼尔、弹钢琴的小女孩，一直说到钱穆、多多和张子谦，小有《养生主》中庖丁谈论“道进乎技”的架势，没有日积月累练习技艺的甘苦，没有对生活用心的观察领悟，是讲不出其中况味的。《一句话的底本》追溯一句大话的源头。这句话有无数版本，大体意思是：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文章先追到托马斯·曼和梁漱溟，看到他们身处困境时的激越和担当，看到某些模仿者的骄横和空疏，又经由熊十力上溯到孔子的“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结合孔子身处的具体历史事实，从上下两句的“道”“文”分别里看出孔子在激荡里的克制，硬生生从一句话里翻出好几层意思。最后对孔子的分析，力透纸背，感人至深。书读到这里，也才真正有了些大的意思，生活和书之间好像没有了隔阂，相因相生，相摩相荡，在人心里，也在人群中，积水成河，浩荡为美好的风景。

接下来，可以说一说黄德海整体上对文学的看法了。在某个阶段，文学让他惊异，他在中文系接受学术训练，也努力接近文学方面的事业和工作，但从来没有被文学的概念限制住。他喜欢把文学置入更大的背景中，看它和人们实践活动的关系，看它和人类其他精神领域工作的关系，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见文学的生机和特别之处。现在主流的文学观念来源于西方，强调文学在审美上的自给自足，强调没有任何界限地展现人性的权利。这些想法的提出和坚持有具体的历史针对性，比如在18、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在五四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针对的是强加在文学上的政治或道德牢笼，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今天它们已经成为文学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再加以特别的坚持，要么是画地为牢，要么是自我欺骗。黄德海的文学批评里贯穿着对现代文学观念的反思，试图再次打开加在文学身上的无形局限，让它和熙熙攘攘的尘世相通，和人性序列里的各个层级相通。

有些反思指向已经成为作品“合法性”依据的一些文学惯例或老调。有人曾质疑毕飞宇对笔下人物的绝对控制和小说里过多的议论，毕飞宇的回应有点矛盾，就前者他强调小说家的无能为力，就后者他坚持自己作为作者的权利。这两种说法都是现代小说家的经典辩护词，黄德海不觉得它们能说明什么问题，而是紧贴着作品追问那个“无能为力”是否经过了作家的自省，这个“作者的权利”是否成就了小说的品格。更多的时候，黄德海要分辨作品里出现的某些新鲜要素。余华的《第七天》争议很大，被指是负面新闻和微博谣言的大杂烩，完全没有了以往先锋姿态的锐利，黄德海却以为这个大杂烩好，它们让你焦灼，有疼痛感，不能置身事外，而这正是余华能力的体现，身边混乱不堪的世事喧嚣在他笔下转化为尖锐逼人的时代音调。至于先锋姿态，黄德海觉得倒是打破的好，它虽然洋溢着作者发现人性幽暗的惊喜，也很惊人，但总有用放大镜看生活局部的味道，有见木不见林之嫌，莫言、苏童、韩少功都有一个类似的打破文学放大镜的过程。另一个例子是豆豆，她的小说写求为隐士而不得的现代高人，在“以严肃著称的纯文学界”应者了了，黄德海觉得这映衬出现代小说眼界的狭隘，“写有缺陷甚至低端的人性，展示人的进退维谷、首鼠两端，把人放在现实世界中检视其卑劣和一点点闪光，几几乎是严肃小说写作的‘虚构正确’”。“非英雄化、去英雄化”据说是20世纪文学里的重大趋势，说如此可以更好地展现人的复杂性，但几乎完全忽略人寻求卓越的自由意志及其在人世间达到的高度，还有什么复杂的人性可言呢？这时黄德海的指向已经不仅仅是当下的中国文学，也包括其背后源远流长的现代西方文学传统。为此他一直上溯到《庄子》、《世说》，上溯到荷马、柏拉图，用一座山林来为一片树叶张目，意在提醒我们文学曾经有多么辽阔，辽阔到能装得下所有的人性，装得下人类所有的生活。

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文学再次辽阔起来呢？在黄德海的文章里隐约可见两个路向。一个是接续传统层面的，应该回溯人类写作之初质朴的雄心，《文学作品的传奇品质》拉拉杂杂，从西欧的骑士传奇说到唐传奇，从赫西俄德、荷马说到莎士比亚、福楼拜，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概而言之，人凭着对世界的敏锐体验，从而自觉认识时空和自心，把人的卓越（aretê）展现出来。这种认知的自觉会让作品具备超凡的气质，与平庸的作品区别开来”。这个就是“传奇品质”，关于自己，关于这个世界，它说出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另一个路向是连通现实，文学应该放下自己的身位，与世浮沉，有意无意间碰触无量人心交织而成的壮阔和雄浑。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西方也存在各种文体间的时代轮换以及交叉重组，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文学体裁可能会停滞，但文学精神本身不会停滞，它慧眼独具，识得出时代深处或边缘的些许生机，又冷酷无情，任时间扫荡冠冕堂皇的高垒深壁，毫不吝惜。在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黄德海看到了《离骚》、《天问》，看到了《国殇》、《招魂》，甚至一部分大雅；在日本动漫《海贼王》中他看出了《西游》、《三国》、《水浒》，看出了《格列弗游记》和《荷马史诗》。这些当下的艺术样式大概提示着一种新的文学可能吧，在这种可能里，文学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她植根大地，也向往天空的壮丽，关乎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歌，慰藉人世里的无奈苦难，也标识人类可能的幸福生活。

三 在纸面上生动起来

收在《若将飞而未翔》和《个人底本》里的文章，粗粗按文体分一下类的话，有三类：论文体、对话体和寓言体。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分法，有的文章里会同时混有两种文体或三种文体，不过三种文体间还是有一个递进关系，其间明显可见十多年间他努力和进步的轨迹。最初是学术训练阶段的论文，生活或读书有所得，就立论、验证，用某些条理规整流动的生命体验，真诚里稍带固执、生硬，显在文章里便是有点拘谨、放不开。2008年开始，黄德海试着写一些对话体的文章，在梦里和金克木对话，和朋友聚饮聊一本书或一个人，在书店里听别人谈刘小枫，或者干脆就是和朋友一起聊电视剧、电影的记录。这样文章里一下子多了好几个层面的意思，显的层面是观点之间的互补或驳难，隐的层面是谈话者自身的气质、知识结构和生活背景，谈话的时机和场合，以及作为谈话氛围的清风朗月和炊烟灯火。经过这一系列的试探、摸索，黄德海的文章有了些气韵流动的味道。很多文章不是对话体的，却隐含着对话模式，问题在作家作品和批评者之间来回往还，一步步走向深入，再添上眼前时代和过往文学史的背景，像一幅素描，既有正面的细致勾勒，又加之以光与影的衬托，也就在纸面上生动起来。

讲一个故事，写一段文字，意在言外，说的是这个意思，又指向另一个更大的意思，庄子把这称为“寓言”。“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人和事都有自己的光晕，要清晰描摹这光晕的幅度，往往需要曲尽其妙。黄德海的对话文体已经有了寓言的意思，接下来更进一步，也就有了从具体人事那里显现更深层意味的能力。前面讲的《咔嗒》，接下来要说的《斯蒂芬·张的学习时代》和《若将飞而未翔》，都是这方面的例子。黄德海写过两篇有关张五常问学道路的文章，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比的机会，一篇是《白发狂客张五常》，一篇是《斯蒂芬·张的学习时代》。两篇文章内容差别不大，意味却有很大不同。前者基本上是张五常求学阶梯的回顾，写发心之初的忧患和惊喜，初学时期的“一年而野”，再到“离经辨志”、“博学亲师”，最后终于在经济学领域知类通达，学有所立，“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在“大学之道”上走好了最初的几步。文章把这个复杂而精妙的历程梳理得整整有条，中规中矩。后者是寓言，张五常成了斯蒂芬·张，身上凝聚着无数向学的身影，人类精神领域里的创获被比作天空中相互勾连的小镇，文章写斯蒂芬·张接近一个小镇的机缘、困惑和惊喜，写大地上的苦难和神奇，写小镇上的研读和修习，写大地人间和天空小镇的相合相离，有天地氤氲的磅礴气息。

《若将飞而未翔》则顺着阿城谈岁差、天极，说巫师、孔子，说有史以来人们向往神、渴求自由状态的努力。那么文学在这些努力里有一个怎样的位置呢？讲到《九歌·东皇太一》，阿城说“当诗歌文学来解，浪费了……文学搞来搞去，古典传统现代先锋，始终受限于意味，意味是文学的主心骨。你们说这个东皇太一，只是一种意味吗？”大多数文学作品只是用幻象提示风土和人心交织成世间万态，及其可能的局限，就是像一只飞而未翔的鸟，“乍离俗世，即将往更高更远处去，却又没有完全离开的‘若将飞而未翔’状态”。这只鸟能不能“培风背，负青天”，翔而远举呢？阿城和黄德海都没有明说，只是暗示了修行的漫漫长路。

有一次闲聊，说到酒桌上调笑，黄德海说，应该看到这些调笑背后的真实能量，如此才可能超越它们，切实地应付和安顿它们。这样真诚地容纳万家灯火，在日升日落间努力做更好、更有力量的自己，记下来会是更好的文学吗？不大清楚，但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不就是自己通向更好生活的路吗？在这条路上，人们领受艰难险阻的磨砺，也见证生命的美丽和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