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3月25日15:52 来源：未知 关联作家：薛舒 点击: 次
他不认识我已经将近一年，这一年里，每一次去探望他，我都会对着他大声呼唤：爸爸！大多时候他会爽快地回答：哎！女儿。可他并没有注视我，他总是半垂眼皮，涣散飘忽的目光所抵达的是某个不知所踪的地方。我拍拍他的肩：爸爸，你看看，我是谁？
他终于抬起眼皮看我，片刻，堆起一脸抱歉的笑：对不住，想不起来了。
是的，适才他脱口呼唤我“女儿”，只是一种类似于条件反射的机械动作，与记忆毫无关系，他不认识我。
有时候母亲会逗他说话，问他女儿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会想那么几秒钟，谨而慎之，吞吞吐吐：做，做什么的？不知道啊．．．．．．
母亲试图让他高兴，哪怕是即刻就会遗忘的瞬间快乐：作家，你女儿是作家，知道吗？
他果然大喜：真的吗？太好了！
他使劲拍着巴掌，一脸称心满意的表情，于是我们跟着他欢天喜地。两秒钟后，母亲再次问他同样的问题，他脸上却已归复一无所知的抱歉的笑：对不住，不知道啊！
他还在继续远去，毋庸置疑。我无法让他知道，我用一个小小的长篇记录了他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两年时光。他当然可以不记得一切与他有关的荣耀和遗憾，可我不能不记得。而文字，帮助我记住更多有关他的过往岁月。
我的记录本上写着二十多个预备创作的小说标题，那是一次次灵感闪现时迸出的词句，那些烟花般散碎却夺目的文字是我储备的种子。我总是想，某一天，我会播种它们、培育它们，然后，它们也许会长成一片美丽的草坪，或者一棵参天大树，那就是我的作品。对，有二十多个标题，如今它们依然作为种子被封存着，我没有时间去播种和培育它们，因为他病了，因为我不能不管他，因为他是我的父亲。
2010年的青创会上，我代表青年作家发言，发言稿中我提到了他，我的父亲，他在我的发言中承担了某种文学传承和责任嘱托的重任。我这么写道：
“有一年春节，我回浦东老家过年，在父母的卧室里，我发现一张破旧的稿纸，上面涂鸦着一些句子。开首第一句是：1894年的秋季，是一个雨水充沛的秋季，我爷爷抬头望天，一望，就望到了潮汛即将如期到来。
我认出来，那是我退休在家的父亲的字迹。对于任何一个出身在书香门第或者知识份子家庭的孩子来说，父母伏案书写的景象是十分常见的。但于我退休工人身份的父亲，那是天大的奇迹。母亲告诉我：你爸爸说要写小说，真的开始写了呢。
一旁的父亲用哈哈大笑掩饰着自己的羞涩，他笑着说：写了一个开头，想想，女儿写小说，老爸就不用写了，以后叫女儿替我写就行。
彼时，我既是为父亲的可爱而窃笑着，同时，又有些被感动。如果说过去我仅仅是为自己的一点点小冲动、小情怀而写作，那么父亲看似玩笑实属嘱托的话，让我忽然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1894年的秋季，我父亲的爷爷正抬头望天。1894年的秋季，我的爷爷在哪里？我的父亲在哪里？我，又在哪里？我无法在记忆中找到1894年的我，但我可以在文学里看到如同我父亲的爷爷那样的人，他们在1894年的秋季用抬头望天的方式解读自然和生活，理解人生和命运。那个抬头望天的故去之人，不正是1894年的我吗？那时候，我感觉到了文学的重要，文学的神圣！他让一个老人寄予了一份记录生活、收藏历史、释然沧桑、怀想未来的希望。那么如我这样被冠以“写作者”名称的后辈，需要向我们的前辈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
这就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对文学矫情的认识，我让父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我的矫情。
两年前，他开始全面发病，我不得不一次次从遥远的杭州湾开车赶回浦东的父母家，我的时间在上百公里的来回路途中消耗殆尽，我必须随时面对他，我那因为脑萎缩而衍伸出幻想症、怀疑症、忧郁症、健忘症等等诸多精神病症的父亲。当他把他的老妻、他的女儿折腾得筋疲力尽时，我终于发现，我再也无法躲在自己的蜗居安静地写作。一贯的生活方式和秩序被打破，如此，我便无法胜任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社会身份，我变得越来越焦虑，以及压抑。每次赶回父母家，停下车，我会在驾驶座上呆坐好一会儿。说实话，我不想进那个家门，不想看见那个早已不像父亲的人，那个随时会发病的令人恐惧的男人，那个用自己的患病把家人捆绑在他身边的自私的老男人。
是的，他是我的父亲，《远去的人》，写的就是他。当然，我没有把自己长久地关在车里不出来，我知道那是逃避不掉的，所以每次我都只是喘口气，然后挺一挺酸麻的脊梁，脸上堆起笑容，走进那所充满迟暮气息的房子。那个自私的老男人，从不意外地以三岁幼儿的头脑和七十多岁老年男性的躯体呈现在我面前：他正把一只板凳从客厅拖到厨房，又从厨房拖到卧室；他为不肯洗澡而站在卫生间门口与他的老妻怒目对峙；他摊开手掌冲着走进家门的我讨要零食：要吃，给点吃的……
我是谁？看看我是谁？我举着一只香蕉问他。
他的视线投向香蕉：对不住，不知道……
他终于把我忘了。
可他曾经是怎样记得我的？是不是，不久以后，我也将忘了那个认得女儿的父亲？遗忘是那么容易，生命脆弱，记忆更是脆弱到可以转瞬湮灭。我开始急切地想要写下这个已然不认得他的女儿的父亲，这个老人，这个生养了我的至亲之人。当我在键盘上敲击下标题《远去的人》时，我预感到这一次的写作，将是一次真实的记录。小说的虚构已经无法承担我的焦躁，我必须毫不隐藏地袒露，以及宣泄。
是的，我没有更高的境界，我没想要用文学去承担某种社会责任。《远去的人》中那些故事，那些遭遇，有关他的，有关我们家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没有一处虚构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亲历，并且这种亲历还在继续，我便无法从文学的角度去谈论这个作品，甚至我觉得，这是一次过于私人的记录，虽然个体的经历兴许也代表了一个社会群体，兴许还能反应某种社会现象，但我依然会为任何一次有关这个作品的文学探讨感到羞愧。当文学与生命、情感比肩站立时，我发现，文学是矫情，是隔靴搔痒，是一顶因尺码过大而不得体的礼帽。
五年前，我为他写过一个长篇小说《我青春的父亲》（发表于《中国作家》），以他为原型的男主角生存得有活力而始终努力。那是2009年春天的故事，那时候他还在我的小说里青春着。五年后的今天，他却在我的另一个长篇里以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身份渐渐远去。他没有读过《我青春的父亲》，因为虚构，我不敢让他读。如今，他当然不再有能力读《远去的人》，然而倘若他能读，我亦是不敢给他读的，因为并非虚构。
虚构与非虚构，都让我羞怯于把我的作品坦陈在他面前。原因是唯一的，那就是我一直回避的、现在不得不说出来的一个字——爱。
当他患病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爱。当我们患病的时候，我们拥有或者失去了爱。我前所未有地感知了爱和病的纠缠是如此紧密，这种感觉，让我为多年前写下的那个虚构的父亲感觉羞愧，亦是为我如今写下的正在渐渐远去的父亲而多了一丁点儿近乎自慰的，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