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题目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文学的边缘创作与地球人精神。
我想我最初开始写作，第一个处女作就拿出一部长篇小说，并不是偶然的。
出版动机和背景
我从小就喜欢阅读大量的西方文学著作，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担任校长和党委书记，在大学图书馆有许多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我比较多地是从俄罗斯文学中汲取了养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特别是托尔斯基的《战争与和平》都会带有深沉宏大的叙事内容和对社会的担当意识、并追求真善美和爱情等。这些文学要素无疑对我的早期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外，我在复旦中文系进修的两年，也打下了文学基本概念的基础，所以最后会以生根开花的结果显现出来。我记得，1984年日本笔会会长井上靖在东京主持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巴金先生以身作则，抱病出席大会，并在会上演讲了《我们为什么要写作？》
巴金说：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答案，我已经追求了一生。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
我想我走上创作道路，确实也像巴金先生所说的，是通过生活体验，一次次交出了答案。
沙漠风云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处女作。1998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我在这部处女作里，描写了一个以推行绿化工程为手段企图在撒哈拉沙漠建立独立王国的日本企业家的故事，笔触从莫斯科伸展到东京，又由东京到到非洲和美国纽约，然后折入中国沙漠化地带，呈现出一个广阔的跨国界的时代背景。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环境保护工作者的形象，这部书耗费四年心血才得以完成。我之所以斗胆挑起题材宏大的小说创作的重担，我想促使写作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1989年开始我在日本环保机构就职，那时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巴西举行了人类有史以来对环境问题采取联合行动的地球高峰会议。我有机会阅读联合国公开的地球白皮
书等文件，明白工业发展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还带来酸雨化气候变异等环境公害，我还看到了一些来自太空的图像，美国宇航飞行员登上另一个星球拍到自然受到破坏的，中国版图上几乎是一片焦黄色彩。日本环境部门不断报告日本大气部分污染源来自中国上空蔓延的工业烟雾。当中东波斯湾战争爆发后，环保机构派我到一个民间反战组织去工作，这个组织的成员对科威特油田在遭受伊拉克军队炮火袭击后大量石油流入海里深感忧虑。他们天天举着反战标语在伊拉克和美国大使馆附近示威游行。我这时认识到，地球环境破坏已经超越国界，它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局部内政。好比说它是一条大船，底下出现了漏洞，开始慢慢倾斜下去。很可能全船覆没。所以在九十年代初期，有许多日本人积极投入反公害运动，逐步改善日本的环境污染问题。我突然有了一种浑厚的感觉，这是一种站在历史长河边上，整体去看地球人精神的由来去往的感觉。一种强烈的想记录下沙漠风云的愿望也就随之产生了。
第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坛出现大量的留学生创作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发泄个人情感，反映留学生活带来的伤痕和异域文化碰撞的痛苦。同时也出现了描述文革灾难的作品，比如英国张戎写作的《鸿》。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我个人其实也有过控诉文革的愿望，有过多少次冲动想把它写出来。但是面临地球急于摆脱困境的今天，我感到比私我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地球家园的命运。
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以为文学是一种真理的声音，一种道德的声音，充满力量。在这以后，很多作家都有一种失败感，开始回到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当然也回到人的弱点，比如留学生文学，它除了是一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沉沦挣扎的表述之外，也难免会成为个人感情发泄的文字，忙于描述个人的局部的境遇，而缺少了一种文学的敏锐性。这样一来，很可能丢掉了传统文学的基本使命感。
我当时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应秉持洞穿世事的能力与远见来面对环境问题。写作的时候要穿越世俗的层面，然后跟世俗层面之上的声音发生碰撞和对话。
上述这两个因素，是我创作的最初动机，并且想突破留学生文学的框架，提倡学习方兴未艾的地球人精神。
接下来是谈地球人精神以及何去何从。
关于写作题材和地球人精神
我下决心写这部小说后，却经历了长时间的思考和收集资料的过程。日本和世界先进大国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曾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很多地球环境保护团体，但是在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立场上却出现种种复杂的局面和无休止的争论，数年来各国代表在联合国的圆桌上
对于环境公害的具体解决方法从未达到过统一的意见。一些国家和地区从狭窄的民族本位主义出发，追求自我经济利益，放任失去节制的破坏行为，加速了地球环境恶化的过程。人们不得不发出呼喊拯救地球，保护唯一家园的呼喊。事实上地球不可能拥有满足全人类物质欲望的自然资源，世界人口已经超越60亿，地球负荷达到了极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某些地区或国家，如果以短视的眼光企图在近期大道经济发达和繁荣昌盛，很可能会潜伏下更大的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
所以这本书实际上也是写出真实的人性，人类意识的觉醒，生存之痛。人性破坏才是造成环境公害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在采访内蒙古获得第一手资料时遇到的两个关键人物，帮助我奠定了这本小说里的正面人物。
这两个原型人物，一个是日本治沙老人远山正瑛，另一个是鄂尔多斯妇女王果香，关于远山正英的事迹众所周知，我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我想说的是，我在内蒙采风，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深更半夜坐车赶往机场。
从鄂尔多斯沙漠腹地出发，黑夜里大道灯火通明，场面非常震撼。上百辆的运煤卡车排成长龙浩浩荡荡航往东边开去，一边是治沙的队伍，一边是煤海淘金的队伍，治沙的队伍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不容易挡住金钱利益的诱惑。
所以我的小说里客观地阐述这样的事实，同时也是文革后最早在长篇小说里通过人物对话描述了大饥荒年代的一段史实。在北京中国作协召开作品座谈会时，一些经历过大饥荒年代的老作家老编辑一眼就认出，我写的一段人物对话反映了大西北遭遇的真实历史，死了很多人，能活下去的人吃光了草根和树皮。
如今经过十几年，我重新看自己的这部著作，不能不感慨，我们说中国人不聪明吗？不，中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都聪明能干，鄂尔多斯那个当年穷得要命的地方现在被称为中国首富之地。
我们的作家不写启蒙之作吗？不，不是，当年很多作家投入了环境文学的创作，王蒙陈建功张抗抗等作家联合起来成立环境文学研究会，出版过碧蓝绿环境丛书，但是我们渐渐听不到研究会的声音了，很多揭发环境破坏的材料变成了敏感词被屏蔽，得不到出版的机会。我们看到城市上空雾霾重重，一年比一年厉害，人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富裕，GDP与环境安全指数不成比例地增长，有一个研究我作品的博士生问我，如今地球人精神何在？我们还有希望吗？
这个问题永远在折磨我也折磨着读者，折磨所有人。
但是我明白，文学虽然不能拯救世界，而它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呼唤和拯救人的灵魂。用文學將人性中的複雜和人類社會的演變留下一个見證。环境文学的名称如今改为自然生态文学，我在一个评论我一本散文集的学者论文里看到了这个名称的改变。无论世界局势多变，我还是会继续关注人类的困境，并以诗歌或散文来透视处于这个困境中的人本身。总之，作家的文字不能成为浮于生活表面的一层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