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新移民作家中，薛海翔以他的多产和多重领域的文学书写独树一帜。从1979年发表处女作开始，他的大学生题材小说《啊，生活的浪花》便风靡一时。到1987年时，他已发表了近百万字的小说、散文和剧本。九十年代留美期间，他又以长篇小说《早安美利坚》再次引起文学界关注，也因此受到著名影视剧导演黄蜀芹的邀请，回国来为电视剧《情感签证》担任编剧，由此涉足电视编剧领域，并且一发不可收，在十年间，以平均两年一部拍竣播出的频率，创作了《情陷巴塞罗那》、《潜伏在黎明之前》等十多部电视剧，剧中的地域跨越日本、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题材涉及金融、谍战、都市情感等多重领域，可谓五光十色，精彩纷呈。更可贵的是，他在电视剧编剧之余，又将该电视剧的人物、结构和艺术处理重新布局，加入了更多文学表达的元素，进行了更有深度的思考，使之成为有别于电视剧的二度创作，《情感签证》便是这样的成功尝试。

　　作为一个曾经的知青、战士、干部、商人，薛海翔经历了工农兵学商、党政军干群等多种身份的转换，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他将这些难得的阅历和多年的思考注入文学创作，因而在题材的开拓、故事的结构和艺术把控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与其他海外华文作家相比，薛海翔有三个较为明显的特色，一是他有很强的读者意识和观众意识。他的小说注重画面感、节奏感，在戏剧冲突和结构安排上总能紧紧抓住读者的心理，深深吸引读者阅读下去。他的《早安美利坚》和《情感签证》在网络上都有相当高的点击率，更不用说热播电视剧了。第二，薛海翔始终关注当下的时事及读者的欣赏热点，是最接国内地气的海外作家之一。第三，薛海翔写海外题材的作品，没有常见的留学生文学中的诉苦、宣泄、猎奇，在精神气质上完全不同于百年来那些忍让顺从的老一代华人移民。他写文化冲突却不停留在冲突的愤懑，也不囿于华人圈，而是主动出击，让主人公把握自己的命运，丝毫没有身份认同的困惑，也不强调过客、无根之类的感受。而是欣然接受挑战，在打败对手，获得商战成功后，又积极为新移民争取政治权利而战，表达了新一代移民想要从边缘走向中心，争取自己各方面权利的强烈愿望。

　　综观薛海翔的作品，笔者发现有两个关键词不可忽略，它或可作为进入薛海翔作品的一把钥匙，透过它，大抵也能一窥作家的创作诉求和精神气质。这两个关键词就是“较量”与“沟通”：“较量”的人生态度和对“沟通”可能性的探究。

　　一、“较量”的人生态度

　　如果说薛海翔作品中有一条比较明确的情节线索的话，究其实，不外“较量”二字。它隐含着不认输、不屈服，主动或被动地迎接挑战，去拼搏一番、厮杀一场的行为逻辑，又带着求胜或必胜的愿望与气势。以“较量”的人生态度处世，这一特点在薛海翔的作品中大量存在。

　　以《早安美利坚》为例，主人公伍迪这个留学生形象，就完全不同于以往逆来顺受的华人移民，而是经历过文革，有着“斗”字经验和情怀，要来亲眼见识一下这个被新中国长期当作头号敌人的美帝国，甚至还要去“斗斗美国佬”（作者最初给本书的取名就叫《斗斗美国佬》，在与编辑的数次讨论后才改成现在的书名）。

　　伍迪和初入美国的很多留学生一样，首先面临的是居留和工作的困境。他作过各种努力，受过不少挫折和伤害，也伤害过爱他的女人。为了拿到绿卡，他以攻心战收服了美国女人伊娃的心。婚后，伍迪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为了让反对此门婚姻的丈母娘能正视自己，接受自己，他拼命奔走想做成第一笔生意，可以天不遂人愿，累死累活，结果还是以赔钱收场，并与丈母娘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圣诞之夜被赶出了家门。为此，他憋足了一口气，继续动脑筋找机会，终于抓住商机，逐渐打开局面，立住了脚跟。机遇和智慧，再加上离间计、连环计等政治军事手腕的运用，终于让他斗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在商场上逐渐风生水起。

　　由此可见，伍迪是个复杂而具立体感的人物，兼具发奋的意志力，不屈的战斗力和实现目标的创造力。他从一个原本比较封闭的文化状态中走出来，急于向代表发达和先进的社会文化靠拢。他要用胜利证明自己以及自身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性，就必然会把美国当成挑战命运、赢得尊敬，更好地生活下去的战场。因此，伍迪不仅在生意场上斗，在政治竞选中斗，也和女人（特别是美国女人）斗。他的斗争精神无处不在。他对征服白人女性、耍了白人男性沾沾自喜，以“斗斗美国佬”的较量之心，迎接一切挑战，包括在婚姻关系中挑战他尊严的伊娃一家，以及企图架空他的台湾生意伙伴。

　　小说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福建农民黄耀宗。他总是遭遇环境和命运的不公，每一次大受挫折后，他总是吼着“不服”，决意要以自己的方法再去较量一番。他靠承包致富，与妻子林琴娇蜜月旅行到上海，却无端受到城里人的歧视和污辱，不仅赔了款，还在心灵上大受屈辱。黄耀宗怀着不服，决意要提高自身实力，争回一口气。他弃农经商，开办饭店，勤勤恳恳，红红火火了一阵，却因不擅与地方势力交往，饭店终被查封。他仍然喊着“不服”，决定再拼一把。为了挽回损失，他接受老同学汪力的建议，借了高利贷，去海上走私电视机，不意被警察当场查获，判刑入狱。祸不单行，妻子阿娇为救他而滑倒流产，辛苦积攒的家产也荡然无存。黄耀宗还是不服，他又偷渡美国，想再寻发展的机遇，不料在刚踏上夏威夷土地时，就被移民局抓住收容，差点被遣送回国。

　　不难发现，来到大上海的黄耀宗和在美国立足未稳的伍迪所面临的其实是同样的境遇，他们都来自相对弱势的文化群体，在面对强势的文化时，难免会受到一些歧视和误解，他们不服这样的倾斜，决意较量一番，归根结底就是想扭转这样的不公。他们将自己置于向人生和命运挑战的厮杀战场，就像黄耀宗那样，带着做出一点名堂，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的理想，憋着一口气，艰难地与命运较量着，却又在现实中屡屡碰壁。黄耀宗寻找妻子被丢失的骨灰，无意中酿成的一把大火也烧毁了伍迪在此地刚买的三百万豪宅。在诺亚方舟般的火灾避难区，伍迪与黄耀宗最终相遇，他们惊奇地发现了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对方，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在身后漫天红光的映衬下，他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在生活的战场上刚刚完成又一场生死拼杀，正遍体鳞伤地重新站立起来，各自面对命运的挑战。两人火光中的身影象征了不同背景的华人移民艰难不屈，不服命运的挑战，决意较量一番的无奈和悲壮。这就是伍迪和黄耀宗等中国移民最真实的面貌和境遇。

　　在小说《情感签证》中，中年夫妻面临着男女、父子、夫妻等多重较量，难免陷入情感危机的恐慌。作者通过戏里、戏外两条线索，让读者在真实和虚幻间无缝转换。作者以穿透现实的洞察力和想象力，逼真再现夫妻之间“像高手过招似的暗暗在无形无色中交上几个回合”的内心较量。他善于捕捉人物心理活动中的一闪念，纤毫毕现地审视夫妻、朋友、父子之间的情感真伪，并打上签证。

　　电视剧《潜伏在黎明之前》也充满着信念、智慧、胆魄的较量。国共两党在信仰什么样的思想，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以什么模式建设和治理国家上产生分歧而分道扬镳。国共的较量不仅决胜在战场，也体现在智力、实力和民心的较量上。最终，代表人民利益的进步力量终于战胜了对手，共产党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潜伏在黎明之前》正反映了这样的必然。作品中讴歌的对于信仰的坚持和对战友、对国家的奉献精神，也同样是决胜的关键。

　　薛海翔的作品为什么经常以“较量”为情节的重要线索，究其原因，恐怕与作者将门虎子的家庭背景和他自己的经历及审美喜好有关。薛海翔的父母都是参加过抗战的老革命，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自由幸福贡献了所有的力量。而薛海翔出生成长的五、六十年代，正是新中国建设的火热岁月，理想主义激情燃烧的时代气息深深烙印在他的身上。尽管文革中，他的家庭曾受到严重冲击，但他所怀着的为国奋斗、对党赤胆忠诚的一腔热诚却始终没有泯灭。此外，曾为美国全运会乒乓球金、银牌得主，又是拳击、滑雪和游泳好手的薛海翔，生性喜欢竞技的运动，喜欢新奇的事物，喜欢腾空跃起、飞翔蓝天的自由不羁，充满探究未知世界的热情，这些都与作品中所体现的外向开拓，勇于接受挑战，不轻言妥协的精神气质极其吻合。

　　二、沟通的可能与不能

　　在薛海翔的作品中，沟通的可能与不能是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纠缠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尤其在小说《早安美利坚》中，薛海翔以跨国婚姻的矛盾冲突，极其形象细致地演绎了异文化之间交流与沟通的艰难。在小说中，围绕“伍迪”和他的妻子“伊娃”之间的文化冲突可谓比比皆是。比如，伍迪为了让父母来美国和自己同住，就对伊娃解释中国的“三代同堂”，并说这是“中国人起码的人生目标”，伊娃则无法想象：“这么多人住在一个屋顶下，能相处得快乐吗？”伍迪的中国朋友常来他家聚会，每当此时，伍迪总是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伊娃却觉得“你说起中国话，我就觉得你很远，很古怪，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一说起中国话，我就变成外国人，自己的家变成了外国。”伊娃不满伍迪东方式的应酬及不顾家的态度，忍无可忍，怒而争吵，结果导致流产，双方的感情由此出现裂缝。

　　其实，文化交往中的差异和冲突无处不在，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样的文化差异。对于伍迪重圈子、重朋友而忽略妻子感受的行为，换作相同文化背景的夫妻之间，这种冲突也有可能发生，因而将之归于人际交往中的情商部分或许更为合理，但由于伍迪不愿也无暇在这上面稍作反思，便借口文化差异，将夫妻间的小小矛盾扩大成文化冲突。在他眼里，“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所造成的缝隙，是永远无法弥合的，最好的办法是不去正视它，小心回避它”。伍迪这种“不去正视”和“小心回避”的态度，恰恰阻断了相互交流和彼此理解的可能，只是把问题悬搁了起来，却于解决冲突无益。

　　总之，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主要强调的是矛盾和冲突，而不是沟通和理解，这多多少少隐含了作者对于文化交流中的“沟通”所持的怀疑态度。

　　而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甚至无法沟通的观点在《情感签证》中表达得更加明显。《情感签证》中的人物关系围绕夫妻、情人、父子之间展开，人人都有无法言说的心思，人人都有欲言又止的谨慎。在表面的滔滔不绝之下，隐藏着空虚和言不由衷。小说中有大量夫妻之间口不应心、言不由衷，欲言又止，故意沉默的情节，但在欲言又止的无声语言中，却又隐含了太多的精巧心思。作者不时把这种表面上的话唠和默默无声的表达呈现给读者，同时又通过多种线索、多个叙述人的讲述，在罗生门似的推理和互相补充中，把现代人的精巧算计和无法沟通的困境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借叙述人“我”之口，讲述了对电子邮件的奇特感受，他认为电子邮件“其实是绕过了整个地球再回到他们的电脑里来的”。近在咫尺的夫妻不远万里地绕圈子交流，还有什么比这更具象征性地表现出现代人类的距离感呢？这就是交流的阻隔，是对咫尺却如天涯的现代人交流状况的无奈，它比戏剧性的故事更具有穿透人心的深度。

　　现代科技的发达提供了更多交流沟通的方式，俭省了手写与寄信的情感损耗和时间周折，电子通讯方式的发明，使人们几乎可以实时交流信息，节省了多少沟通的时间成本，照理应该更加增进人的相互了解。然而，信息传递的便捷反而产生了悖论，人们说得越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越疏离、越隔膜，越无法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夫妻相对却还要用电子邮件交流，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反映现代人的沟通悖论的呢？

　　薛海翔聚焦现代人的情感，通过叙述人对戏里人物的造设、分析和解构，完成了对剪不断理还乱的现代人幽深人性的解剖，探讨了迷宫一般纷乱的婚姻、家庭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与人之间内心的较量丝毫不亚于外在的商场、情场和权力的战场，人们充满了较量的冲动、快感，也免不了要收拾征战之火酿成的灰烬。

　　但是人还是需要沟通，文化交往也离不开沟通。《潜伏在黎明之前》虽是你争我斗的谍战剧，却已明显体现出由阻隔到交流，甚至和解的趋势。同源的国共两党因为在建设和治理中国的道路上的不同选择，最后分道扬镳，反目成仇，陷入彼此敌对和厮杀的境地。剧本以“兄弟”这一人物关系设置，隐喻了血缘同胞在较量厮杀中的历史悲情。这就使剧本的结尾显得更有价值。几十年过去了，硝烟早已散尽，一段历史亦早已落幕，但曾经为各自的信仰真诚奉献、牺牲生命的记忆仍留在那一代人的心目中，永远无法抹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分明已经看到国共之间重新走向对话、交流，甚至部分合作的苗头，就像剧本结尾的情节：国共两方抚养的后代在大陆母土重新相见，叶飞飞和战守安共同回首为信仰而历尽艰辛，奋斗献身的故人，真有无限的感慨。过去的历史硝烟、现在的台海阻隔终究都会过去。在缅怀过去的同时，有一种新的沟通和交流的希望与机会已经出现，本是同根生的兄弟的后代，他们没有历史的负累，生活在和平的现在，融合与沟通的阻碍不像在战争时期那么严酷，这才是最值得珍视的现实。其实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对抗、较量是一种短时期的状态，在时间长河中回望，更多的时间里，还是融合、交流的状态更多。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或许就会对文化阻隔、党派阻隔、国族之间的阻隔有一种全新的看法：阻隔是暂时的，那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点。一切冲突都会过去，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与爱却是重要的、长久的。这就是作者在《潜伏在黎明之前》里所蕴藏的重要意旨。

　　薛海翔的创作界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近十年在电视编剧领域的发展，使他容易给人留下通俗文学作家的印象。由于电视剧创作受市场和制作各部门的牵制影响较大，不可能像小说创作那样纯粹由自己做主，或寄托作家个人化的情感理念，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喜好。受众的不同决定了剧本创作必须牺牲不少文学性的表达，去迁就消费大众的口味。因此，薛海翔在电视剧成功热播的同时，一直没有放弃回归文学的梦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积淀的薛海翔一定会如他所愿，写出厚积薄发的文学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