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由北京出版社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出版，其中《纽约商场风云》刊登于《十月》杂志1992年第1期。我是属于自由投稿。当年我常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图书馆和纽约中国城东方书店阅读国内文学刊物，喜欢在东方书店购买《十月》、《收获》，记得有一次看到莫言的《天堂蒜苔之歌》，感动得流泪满面，爱不释手。91年我写完《曼》书序言和第一章后，翻到《十月》刊物最后一页印有的电话和传真号码，就把代序和《纽约商场风云》稿件传真发给了《十月》，还附加了一封信询问是否能够“一字不改地发表”，然后就急忙去开会处理生意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十月》编辑王洪先四页传真纸的热忱回音，他写了大段读后感并一口答应：一字不改，下月即刊登。以后的几个月中我陆陆续续写了《童年》、《少女的初恋》和《北大荒的小屋》，当编辑部收到《北大荒的小屋--于廉，你在哪里？》后，立即决定刊登在《十月》3月号上。在繁忙的业务活动中，我又一气呵成写了《留学美国--遇到一个蓝眼睛的欧洲小伙子》和《曼》的最后一章。书名是根据80年代末纽约客户对我的称呼，那时在纽约商场的中国女人不多见。
92年初回国洽谈业务，我抽空专程去京拜访了《十月》谢大钧总编和责编王洪先，并且与北京出版社签了10年5万册的合同。没想到这本书于7月出版时引起了轰动，最后竟发行了160万册。
我喜欢阅读、写日记和作读书笔记，这是在小学养成的习惯。那时候老师喜爱在课堂读我的作文。有一次外校校长来小学三年级听课，老师让我们解释唐诗《渔歌子》中“桃花流水鳜鱼肥”一句。我喜爱的中队长举手说：“那是树上的桃花倒映水中，鳜鱼游弋的情景”。很美！但也许可以更美……我举手说：“那是树上的桃花瓣飘落水中，鳜鱼追逐花瓣的情景。”漂亮的语文老师抛给我一个媚眼，让我永远记住了那一课。
上海的童年，多么美好的记忆！还记得小学毕业时，班主任在我这个中队文体委员的《学生手册》上写的评语：“爱憎分明，兴趣广泛”。光阴似箭，如今我已有了两个第三代孙辈。回想起来，早期儿童教育与文学启迪，对人一生一世的命运是多么重要！
二
纽约的春天，是最容易叫人回忆往事的。清晨，一层稀薄的水气从中央公园黑色的土地上冉冉升起，把解冻了的大地气息--那种清新惬意而又浓郁醉人的春天的气息，混杂着初春的郁金香的芬芳，散布到空气中去。我时常感到同这微妙的气息一起沁入我心中的，是那种充满了不安的期待和朦胧预感的春愁，以及想要做什么的一种激动……
在那一瞬间，我想起在上海常熟路瑞华公寓，我在日记本上随手写下的这样一句话：“我厌恶灰黯无味的精神生活！我不断地追求着激情的迸发和感情生活的满足。我渴慕友谊，渴慕爱情。”这一切都是从童年开始的。
黑格尔说：“一个有个性的艺术典型，可以有许多相异的性格特征，可以是许多相互矛盾的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我曾在《鲁豫有约》访谈节目中谈到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回顾了当年两手空空来美国读书及推销中国产品的艰难。我喜欢米勒对自己的第一个百老汇舞台剧All My Sons（《全是我儿》）所作的评价：“一个可以在舞台上犹如一座巨石站立的剧本--一个不能否认的存在的事实。”
我佩服米勒的坦诚和直言不讳。有一次在中国，我去上海徐家汇美罗城书店闲逛，看到《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新版被放在外国文学书架《呼啸山庄》和《简爱》之间，我想买几本，营业员对我讲：“现货都卖完了，那是样本，不能卖给你的！”这时我想如果1985年录取我的纽约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生系主任看到这情景，一定会高兴自己当年慧眼识珠，给我这个抹红药水的医务室医生寄出了一份比较文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尽管我没有去上他的课，而是转学商学院的MBA课程，但文学之花还是本能地开放了。“一个可以在舞台上犹如一座巨石站立的剧本--一个不能否认的存在的事实。” 太棒了！一百年以后，当我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将从天堂感谢那位录取我的美国文学教授，并与人世间每位《曼》书读者继续心灵交流和对话，就像我现在关注来自社会底层的阿瑟·米勒一样！米勒自幼在纽约哈莱姆区长大，经济大萧条时期父亲小生意断了路。他充满了郁悒无奈的剧本《全是我儿》和《推销员之死》都是父辈生活的真实写照。《推销员之死》经达斯汀·霍夫曼主演，一炮打红，多年后他娶了好莱坞性感美女玛丽莲·梦露为第二任妻子，一时成为世界头号新闻。当90高寿的米勒在纽约去世时，《纽约时报》用整版篇幅纪念他，其中引用了一句他年轻时的名言：“……我一想到这它（指《推销员之死》）就感到性欲冲动。不可思议的是同时感到对所有女子的爱，我开始领悟到：真正的艺术必定乃是一阵爱欲上的充溢。”爱欲，想必也包含着一种对生活的挚爱吧！
米勒，从一个生长在哈莱姆贫民窟，两手空空的穷光蛋，直到成为美国最具盛名的剧作家，这本身就是激动人心的“化学机制”和“磁性吸力”！
作为一个旅美作家，我喜欢仔细嗅闻这些化学机制，看看这座城市是如何催生一批又一批阿瑟·米勒的！在中央公园南湖--塞林格的《麦田捕手》有大段令人捧腹的关于野鸭的描述--当我徜徉于湖畔草地，总有一个顽固的念头：如果维吉尼娅·沃尔夫不是住在郁闷的伦敦郊外，而是住在中央公园附近，住在纽约这座美妙的大都会，听歌剧逛公园，与朋友吃吃喝喝，然后在静谧的夜色中开始写作，我敢拿脑袋担保她不会把石头揣在怀里沉河自杀！最近和张翎在三亚讨论维吉尼娅·沃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女人自己的房间》，我们一致赞叹她的才华，扼腕她的疯狂与不幸。
我常在周末假日开车去探访那些在少女时期的梦中如此遥远的作家故居，追踪诸如海明威、马克·吐温、阿瑟·米勒、德莱塞、莉莲·赫尔曼、杜鲁门·卡波特、田纳西·威廉姆斯、菲茨杰拉德等作家的足迹。如今，我好像随时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在等街口红绿灯，在酒吧高声畅谈……我仍然能闻到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那些令人着迷的“化学机制”，使我随着他们在心灵舞台再次起舞。大部分人在心灵上常常是睡着的，所以我们需要文学。记得《教父》作者、南美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描写自己访问福克纳故居时曾泪流满面，他说：“福克纳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诱惑力的作家……他专注于发掘人类精神自相矛盾的气质。”略萨有一段关于种族见解的话，时而会在纽约街头消防车、救护车的杂乱鸣叫中于我心头响起，让我全身每一个细胞充满愉悦：“……我告诉上校，我不知道他要了解南方黑人什么？我说任何人都是他自己不可思议的，终将带回自己墓地的谜团，但我不知道皮肤颜色会怎么影响这个谜团的清晰与晦涩。”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风采。
我，一个黄种人，能够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无忧无虑地寻找我的精神家园，说到头来与我的皮肤颜色毫无关系。这就是美国的魅力。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中有许多冗长的意识流式内心独白，我有时与旅美学者董鼎山先生讨论。有一次国内一位记者上门要求采访董先生，九二高龄性格直率的董老问她：“您看过我的书吗？”，那位打扮时髦的女记者回答：“没有。”董鼎山立即说：“抱歉，请您回去。我不接待任何没有看过我书的记者！”事后，董老忿忿地打电话给我：“这真是荒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福克纳或海明威的风格！写到这里，想到董先生去世前把他毕生出版的二十余本书籍作为遗产送给了我，顿感无限思念。
此时想起董先生与我谈到的福克纳另一名言：“每一个艺术家的目标就是用人工的办法抓住生活的动态，把它按住不放；一百年后，有人探视，它又活动起来，因为它就是生活本身！”
抓住生活的动态，按住不放！这就是我喜爱的写作风格。
三
在上海常熟路我的少女时期，我最喜欢的美国小说之一就是西奥多·德莱塞的《嘉丽妹妹》，还记得描写嘉丽的第一章标题是：“磁性吸力：迷失在吸引力之中”。作品写道，“嘉丽妹妹既不是好女人也不是坏女人，她仅仅对各种刺激做出自己的反应，就像向日葵那样寻求自己的太阳。”
1985年8月21日，我从上海登上飞机时，身上只带着40美元。下飞机后正是深夜，我无依无靠，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正好见到有中国总领事馆来接其他人的大卡车，我就如遇救星般地跳上去，糊里糊涂地进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工作人员要我付22美元，把我吓了一大跳！付账之后，口袋里只剩下18美元了。而这点钱使我在中国总领馆再住上一夜也不行！于是，我提起行李，迈出总领事馆大门，就这样开始了在美利坚的生涯。
艾森豪威尔在总统竞选辩论中讲：“我们很穷，但是美利坚的光辉在于我们当时并不感到自己穷。”尼克松在总统就职典礼上讲：“自由的精髓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能参加决定自己的命运。”对我来讲，这不是总统演讲，而是诗，是生命宣言。而生活的馈赠往往远高于文学的期待。有些人；像董鼎山遇到的那位记者，自己不看书、低阅历，却喜欢对陌生世界妄加评议。我曾在《鲁豫有约》中讲，《曼》书90%是我的真实经历，其中包括了以下如梦如幻的非虚构部分：
摸着兜里剩下的18美元走出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后，我坐地铁来到中国城找工作，很快被介绍到一家美国商业巨头家庭当保姆，从纽约飞到了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海滩，以后我在曼哈顿至西棕榈海滩之间乘坐主人的私人飞机每周往返，为小主人当保姆。记得第一次在佛罗里达私人机场下机后，一辆黑色“劳斯莱斯”轿车把我们载到一幢奶黄色的古老豪华的城堡前面。我立即看到有一排穿着白色抽纱制服的女仆和打领结的男仆站在城堡前，和我在电影《蝴蝶梦》中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司机停车打开车门，一位带队的女管家上前向费罗洛斯太太行了一个优雅的屈膝礼：“为您效劳，夫人。”我听到她用很浓重的英国口音说。“这位来自上海的小姐Julia。”夫人指着刚从司机座旁跳出来的我说，“她是我刚从纽约雇来照顾小布拉英的。”她话音刚落，只见一个金发的六岁男孩从城堡的大门中冲了出来：“妈咪！……”他飞快地跑来，扑在母亲怀里。
我们走进了城堡，我这才知道刚才那个铜色的城堡大门只是个后门，而雄伟的前门，面对着佛罗里达碧蓝的大海。如果不是到这里来为费罗洛斯家当保姆，我真要为置身于如此阔绰奢华、风景如画的环境中感到一阵强烈的陶醉！佛罗里达的海水蓝如宝石，沙滩宽阔又漫长，细软的沙子在阳光下发出金色的光芒。从海滩到费罗洛斯别墅中间隔着一个花园，花园中是碧绿的草坪和十座欧洲18世纪风格的人体雕像。花园南部有一个游泳池--他们可以在海中游泳，也可以在游泳池游泳。花园北部是一个网球场，还有一个露天酒吧，在鲜艳的太阳伞下随便放着几把鹅黄色的帆布椅。“他们拥有大海！”我作为无产阶级，既忿忿不平又兴奋艳羡。
费罗洛斯太太让小布拉英带我参观每一间房间。我们来到底层兼做舞厅的大客厅，客厅中间有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在宽大的玻璃窗前，映衬着一片天蓝的大海，使整个客厅看上去也发出一片莹蓝色。后来我发现这幢城堡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的全是主人住的，无论卧房还是书房，从每一个房间的窗子看出去都是一片蔚蓝色的大海；后面那一部分则是仆人和司机、花匠住的，我的临海卧房也在那里，我把《托福》、《走遍美国》和《战争风云》、《罗曼·罗兰和梅森葆夫人通信录》放在书架上。晚上好喜欢倾听这哗哗海浪！这里连我一共有８个仆人。其他女仆则告诉我说费罗洛斯太太比较善良，她唯一的爱，就是她的儿子。她是费罗洛斯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原来是德国模特。她整天担心费罗洛斯会抛下她在纽约去找别的女人。
我在那里照顾小布拉英的起居，早早起来准备好早餐，送布拉英去一所贵族学校上学，然后和别的女仆一起干永远干不完的清洁活儿。处处是擦擦擦、洗洗洗、刷刷刷。我不禁反复地想着列宁的那句名言：“家务劳动是使人变得愚昧的劳作。”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呢？不像一条母牛似的拼命干，你哪来钱去上学呢？
两个星期过去了。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看到了从纽约飞来过周末的费罗洛斯先生，他正在海边花园的太阳伞下喝咖啡。我把牛奶壶递给他，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留了一分钟。他长得很丑陋，谈不上一点儿美感。眉毛粗得像一头鹰，眼睛深凹，深棕色，脸上的皱纹很粗，唇上是故作出来的两撇浓须。眼皮惺忪，一看就是吸毒品的人（后来证实他每天吸大麻）。“Julia，你叫Julia吗？”他问。“是的。”“听我太太说你干得不错。”他翘了一下戴着只大钻戒的中指，轻轻弹着桌面。“谢谢你。”我讨厌他轻佻的眼神。“朱莉亚，你好好干，我可以帮你办绿卡。”他挪了挪身子说。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他的眼睛后面还有一个眼睛，我快步离开。
星期天的傍晚，他差一个仆人把我叫到客厅。窗外的海洋泛着黛色的波浪，一盏柔和的壁灯照着客厅书橱中精装的书籍和一些古董摆设。另一盏落地灯照着坐在皮椅中的他，他的皮椅放在那架白色的三角钢琴旁边。“费罗洛斯先生，有什么吩咐？”我问。他还是那样死死地盯着我，我那时34岁，大约比他小20岁，是这里女仆中最年轻的。“费罗洛斯太太参加舞会去了。”他用缓慢的声音说，一面抚摸着手指上的那颗钻戒。“你看上去很伶俐。”他抬起头望着我，“你会弹钢琴吗？”我这时看见三角钢琴的琴盖已经打开。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此情此景就像《简爱》中罗彻斯特和简爱初遇的情景一样，不过这是个什么样的罗彻斯特啊！他苛刻，而且一脸丑相。“对不起，我不会弹。”我低着头说了声，然后转身就走。“请停步！”我停下来，没有回头。“请你把我这个拿去洗洗。”那是他白天喝咖啡弄脏的一条白色丝手帕。我一声不响，心怀厌恶，快速走出了客厅。
那是名副其实、悲喜交加的“简爱”岁月：每月一千美元包吃包住，置身富豪大宅，魔鬼训练英语，难道这不是人生轨迹的奇妙阅历吗？
休息日我满大街跑想找一个中国人说中国话，可是在西棕榈海滩、特朗普的高尔夫俱乐部会所四周还真找不到一个中国人！更没想到这位“我们的邻居”、集地产娱乐色情于一身的亿万富翁居然在2017年1月20日成了美国总统！1985年的夏天，那是何等奇特的文化冲击呵，没有中文环境，美国人相互骂人辩论的语言倒学会不少，这无意中帮助了我以后直接与第五大道美国客户做生意辩论高低。当保姆的日子里，我每天写日记和自己说美丽的汉语，日记中的许多内容后来都写进了《曼》书（多年以后，我带着女儿重返1985年夏天打工的西棕榈海滩），终于，伴随着哗哗海浪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1000美元，好高兴啊！三个月以后，怀揣暖烘烘的3000美元现金我辞去了保姆工作，到纽约州立大学报到缴费，并根据朋友建议由比较文学硕士专业改读了商业管理MBA。
有朋友问：你做生意是否有老干部父亲的背景？回答是不，零因素。原因很简单，我父亲官不够大，而且他的理念与如今当官的完全不一样。也有人问：你书中写的文革中和巴金侄子一起探访巴金是否真实？85年初你在深圳单枪匹马组织《上海-深圳经济信息交流会》是真的吗？我回答是的。
写到美国经商，除了书中已详述的，我还要感谢中国驻美大使韩叙，1986年春天他在我们学校商学院主持召开了《美中贸易发展论坛》，我由此认识了一大批中国各省市驻纽约的对外贸易优秀代表，以及他们身后庞大正规的国内贸易集团（公司），我们的合作拼搏、诚信友情延续了整整30年直到今天！现在写来感恩在心，堪称人生又一个缤纷奇迹！说真的，回忆往事，我对费罗洛斯太太、甚至对她那不怀好意的丈夫也充满了感恩之情！
四
大约两年前，我第二次来到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颁奖大厅，一个人悄悄地走向讲台。突然间在我眼前浮现了幻影……一排排坐在这宫殿般辉煌的大厅中的不是衣香鬓影的西方绅士淑女，而是中国成千上万的读者，他们中有面部刻满皱纹的老三届，有刚走上社会的迷茫青年，有从农村跑到城市的民工，有刚刚踏入异国土地的留学生……他们在读书，在思考着如何改变命运……我闭上眼睛，双手在胸中合拢，耳畔是斯德哥尔摩春天的鸽哨声……我脑海中浮现出了我所钦佩的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迈克尔·坎宁汉姆在The Hours（《时时刻刻》）一书中描写作家维吉妮亚·沃尔夫的一段话：
清晨醒来，神清气爽，脑袋在哼唱。今天早晨她能够穿透混沌，疏导被堵塞的通道，抵达至善至美的境地。在她的体内，她能感觉她那几乎难以名状的另一个自我，她称其为灵魂。这灵魂超越了她所有的智慧与情感，超越了她所有的经历，如熠熠闪光的金属脉络贯穿了她的智慧、情感和经历。她若是幸运，便能直接利用这一机能写作，而在这种状态下写作，她能体味人生最大的满足。想起这些话，我的心灵像一个婴儿一样纯净，充满欣悦。我亲吻了一下这个深棕色檀木的诺贝尔颁奖讲坛。在这里，我敬仰的作家罗曼·罗兰、福克纳、邱吉尔、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他们拾步来到这个讲坛，正是为了催生一批又一批人类灵魂的挖掘者--新的作家！虽然青年作家中的绝大部分距离这里极其遥远且默默无闻，但宇宙苍穹能够读出世代流传下去的文字，激动过的陌生心灵在古老又稍纵即逝的时空一起轻轻吟唱，一页页书的扉页如占星师的魔棒发出深邃的光芒，悄悄地改变着心灵和命运，这便是对作家的默默褒奖。我仰着头依恋地倒退着离开颁奖大厅，耳畔响起福克纳获奖颂辞的回音：一个作家，充实他的创作室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美、尊严、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
在那个时刻，在瑞典皇家诺贝尔颁奖大厅，我的心灵激动沸腾。在北大荒大草甸放猪时，我靠幻想阅读和背诵唐诗宋词生活；到了美国，靠理想和闯劲打入美国时尚界；游览世界时，到了俄罗斯，我就想当冬宫博物馆或是彼得堡罗要塞的研究员，到了法国又渴望做法国近代史研究员，几次去埃及迷上了古埃及考古学，更不想走了……无论在意大利、埃及，还是在敦煌、西藏，或是在印度甚至非洲等等均是如此。我常常疑惑：人人都像我这么充满“冲动”吗？我曾在埃及卢克索的灿烂星空下徒步来回，度过一个个激情不眠之夜；在挪威为了等待北极光差点冻坏了脚；在玛雅丛林和金字塔顶研究古代玛雅石雕时差一点从陡峭的石阶上掉下来……
最近，《文汇报》刊物上登载了我的好友晓林写的回忆文章《瑞华，我们的乌托邦》，我的美好童年是在上海市委机关干部住宅大楼（原法国人住宅）瑞华公寓度过的，这个大楼住着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干部、长征干部、朱德总司令的马夫，和将白求恩大夫从白区护送到前线的地下党老干部……至今，我92岁的父亲（母亲89岁去世）仍然住在那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大楼花园里种下的小树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我们演话剧，做好人好事，在上海市少年宫的六一晚会篝火中，大声尽情地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而这首歌正是我们大楼的周郁辉叔叔写的，如今已成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2011年，当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金炳华在北京作代会欢迎海外嘉宾的一次午宴中问我：“周励，请告诉我，你身上的东西，你的激情是从哪里来的？”我立即回答：“童年和阅读！”
五
初到美国当保姆的三个月，《罗曼·罗兰和梅森葆夫人通信录》是陪伴我的书籍之一。罗曼罗兰的女友有着传奇般的经历，才华横溢的瓦格纳曾经和年轻时代的玛尔维达（梅森葆夫人）发过炽烈的爱情，多年后瓦格纳仍然满怀深情地回忆：“她永远是我唯一的爱；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愈来愈感觉到这一点，那是我一生中的顶点。”歌剧《特里斯坦》中即有玛尔维达的倩影在舞动。她年轻时也曾和尼采熟识，同时意大利革命家玛志尼、俄国的赫尔岑，都是她的好朋友。罗曼·罗兰从少年时起就深感需要一个互相倾吐、肝胆相照的好朋友。直到玛尔维达站在他面前他才如愿以偿，他们陷入了心境复杂的爱情之中。罗曼·罗兰说：“这位女友是我的第二母亲，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们的感情充实而又笃厚……”在罗马，我来到了罗曼·罗兰和玛尔维达倾心交谈的客厅，一个圆形镜框中是她少女时的相片，那双美丽睿智的眼睛吸引过瓦格纳、尼采、赫尔岑……我仿佛看到22岁的罗曼·罗兰和70岁的玛尔维达在亲密地侃侃而谈，探讨人生。和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一样，心灵的诸多朋友陪伴我多次走遍罗马！
1990在法国，我去了乔治·桑在诺昂的故居。乔治·桑是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她一生追求个性解放，恩格斯曾经高度赞扬过她的作品。她一生漂泊动荡，她那热烈追求爱情和美好生活的火焰始终不减，但与当时社会的道德准则格格不入，每一次狂热的爱情，带来的只是更深的痛苦、矛盾、分裂……在李斯特的介绍下，乔治·桑结识了肖邦。每天晚上，肖邦在城堡底楼大厅中弹琴作曲，乔治·桑则在楼上埋首在一大堆创作稿纸中，他们相爱了八年，最后却因生活琐事不断争吵而分手，悲伤的肖邦不久便去世，他死前曾这样形容乔治·桑：“奥罗尔（乔治·桑昵称）的眼睛平时是黯淡的，只有在我弹琴的时候，这双眼睛才闪闪发光，于是，世界变得明亮又美好，我的手指在钢琴上弹奏，她的笔在纸上快速飞舞！她竟能一边听钢琴一边写作……她答应过让我死在她的怀中，现在她却不会再出现了”在这间放置着肖邦常常弹奏的三角钢琴前久久伫立，我眼前浮现了鼻子长得和肖邦很相似的、我的才华横溢的钢琴老师乔耐，我们那没有成功的恋情；黄昏暮色射进乔治·桑故居空荡的四壁，我好像又看到乔治·桑写累了，走下楼来在肖邦伴奏下唱起她亨德尔的《绿叶青葱的树荫》：“绿叶青葱，多么可爱，我最亲爱的枫树，你照亮了我的生命。雷鸣闪电，或暴风雨都不能侵犯，从来没有一片大树荫，有这样可爱和美丽……”
维克多·雨果的巴黎是与巴尔扎克、莫泊桑、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左拉、法朗士、都德、梅里美、司汤达的巴黎汇合在一起的。法国自由和自豪的精神与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密不可分！记得2015年初夏熏衣草季节，我探访梵高故居环游法国，到了波尔多葡萄酒庄突然听说离孟德斯鸠故居仅100多公里，我立即从凯悦酒店雇了一部专车直奔孟德斯鸠故居“朝圣”，一路回忆北大荒时代油灯下阅读他的《法的精神》，真是心潮澎湃。2013年在古巴，我和友人雇佣专车到猪猡湾、格瓦拉纪念碑和海明威“瞭望山庄”一直至追寻到《老人与海》原型人物孙辈家里，度过了热血沸腾的一周。去北极点在伦敦转机我临时雇车去丘吉尔故居、莎士比亚故居；2014年在帕劳潜水，临时雇佣私人游艇去二战贝理琉战场遗迹。在塞班雇用直升飞机去天宁岛看望“小男孩”、“胖子”原子弹发送地。在关岛、冲绳和菲律宾雇佣私人飞机探访太平洋战争遗址--现在写来仍历历在目感慨万端。2016年，花七万美元报名南极点之行，2012年至2016年四次探险南北极，追寻斯科特、阿蒙森、沙克尔顿的足迹……有钱真好，尤其这是干干净净白手起家自己攒的钱，走遍全球没有一次用“公费旅游”是我的骄傲和自豪！其实就是几张绿纸头为一颗文学之心效力！甚至不为写作、也不为发表，仅因为“血液中与生俱来的求知与激情”！在三亚和张翎倾谈--她是我非常佩服、极有天赋的著名加拿大籍华人作家--我告诉她：“如果生命能够从头开始，我愿意一模一样从头再来一遍。”
六
2001年唯一一次在上海淮海中路新华书店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签名售书，读者排队几小时，场面令人感动。那时我50岁，老大不小了。一位年逾八旬的儒雅老人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漂亮！这么有思想！我对你书中描写苏联与东欧访问部分印象最深！”接着，这位上海老人居然背诵起书中谈到苏联大清洗受害者写的诗，我妹妹捉住感人时刻拍下了照片：“不管你们讲我有什么罪，我有罪。不管你们什么时候讲我有罪，我有罪……”我热泪盈眶：想必他是位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和我一样经受过无数苦难。我在这位老人如此感动的段落中有这样的描述：
1991年，在苏联解体的浪潮中，我从麦克故乡慕尼黑飞到莫斯科。他的亲戚又陪我参观东欧。在舒适明亮的西德电气列车软包厢中，我翻开以前的日记，那是我２０岁时记的读书感想，我细心地看着书中的摘录--《黑面包干》德伯拉金娜--“有这样一个党”，采烈尼里的发言到了顶点，他用力地伸开手臂，用完全控制了听众的声调说下去，“那时，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说，‘把政权交给我们手里，走开吧，让我们来代替你们的位置，这样的政党在俄国是没有的！’”留着长发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脑袋摇晃着表示赞同，孟什维克也抖动着稀疏的胡须，唯唯称是。但是，一个响亮而清晰的声音突然划破了这一片寂静：“有！”那是列宁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盯着这位卖身求荣的部长、社会党人，喊道：“有这样一个党！”于是，在这因为出其不意而沉寂下来的大厅里，在俄罗斯，在全世界都响彻着他那气势雄伟、热烈洋溢的声音：“有！有这样一个党，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我仔细地看了我当时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的大段感想。《黑面包干》这本书，我从上海带到北大荒，后来又带到纽约。这时一位西德小姐走来，向我面前的杯里加了点咖啡，车厢里开始播放一首德国流行歌曲。我又翻了下一页，那是我抄录的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中的一段：
当廖丽亚唱起一支和先前唱的那些迥然不同的歌曲时，季米特里好像给刺了一下。他非常喜欢这支歌，它是这样地激动着他，使他一听到这首歌就想站起来，在黑夜里迎着风，漫无目的地走着--让风使他的胸怀凉爽，让漫无目的的散步给他带来安慰，使他忘却过去经受的一切。廖丽亚唱道：“敌人烧毁了故乡的草房，杀害了我的全家，战士啊，现在你将走向何方？去向谁倾诉自己的悲伤？”季米特里站起来，走到窗前，凝视着窗外的一片黑暗。“普拉斯柯维亚，请原谅我，就这样来到你的身旁。本该为人们的健康而畅饮，我却为死去的亲人洒下了祭觞。”还有卡芭和安德烈喜欢的那句诗：在炎热的夏日/哪怕只是浮云一朵/也能给劳动的人们/带来欢乐。
苏联到了！柏林到了！眼看童年梦想实现，泪水涌出。在东德一家咖啡馆，我遇到一个苏联老人，他离开苏联到这里已经三年了。他会说英语，这位近八十岁的老头一面喝咖啡一面和我们聊了起来，我越来越对他充满敬意，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已经从苏联“逃”出来五次，可是过不了几年总是又回到那里去。他讲到在肃反时，他写了1300页的检讨，才避免了被枪毙的命运。那时他是莫斯科大学的一名普通讲师，教俄罗斯文学，他说肃反时他吓坏了，完全像孩子一样不知所措。后来他写了一首诗交给整肃他的那些人，从这位老人的口中听出，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不管你们讲我有什么罪/我有罪/不管你们什么时候讲我有罪/我有罪/不论罪名多深，负荷多么沉重，也不论多久/我有罪/因为我说我无罪便是对你们的不忠/为了表示我由衷的效忠/我奉献上我的整个灵魂：我有罪。
别人大概被这首“诗”感动了，没有要他的脑袋--肃反中枪毙了成千上万的人。我望着这位旅居东德的苏联老人，他留着像托尔斯泰那样的长胡须，并且总是把咖啡搞到胡须上。他用英语说“我有罪”时，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以至于总是把那三个字讲得含糊不清。他的眼中没有泪花和忧郁，他好像在讲一个童话故事，并且不时发出爽朗的俄罗斯人的哈哈大笑。他讲他的许多同事走出监狱时，不是重病缠身，就是疯了，完全失去了任何与人生搏斗的力量。更糟糕的是还要向释放他们的人说一声“谢谢”。他说整个咖啡馆都知道他的故事，他的三个儿子都跑到了美国或者西欧，他说他很感谢自己年轻时的明智，没有“拿原则和脑袋开玩笑”，他保住了脑袋。为什么那个苏联老人的命运，就好像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为什么千千万万苏联人的命运，竟和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如此相似？
在东欧大街上的漫步与思考，使我真正感到了“困惑”这两个字的含意，或许应当用“觉醒”--如果我能用麦克那种思维方式来思考的话，我需要“重新思考”。这些“重新思考”像一些尖锐的玻璃碴在刺扎着我的心，也许童年的梦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可以因为一个思想被杀。我们这一代人总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者之间徘徊。当听到老人和他的同伴们的悲惨遭遇时，我是在现实主义之中；而看到列宁雕像，我又陷入于理想主义之中，这两者是如此水火不相容：一方面是丑恶、残酷，是血污，另一方面则如诗境一样美丽，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光辉神圣。此刻又感到一双紧握住我的大手；那位上海老人，他读懂了《曼》书我最珍视的部分！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尼仁琴的获奖感言一直如晨钟暮鼓激励人心：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
从10岁到40岁，从童年到中年，三十年的文学“化学机制”、“磁性吸力”与祖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大背景，让我一个曾经的北大荒兵团战士在满怀深情而又不刻意的文学创作中突然变得家喻户晓，我很幸运在第一时间从聚光灯下逃开。二十五年生活的自由自在，特立独行，精彩纷呈。在见上帝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天父：“我充分利用了你赐予我的时间与才能。”如今我年逾花甲，在出版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1992）和《曼哈顿情商》（2006）之后，我正在写环球散记《曼哈顿时光映梦》，并且梦想以后能写一部像《日瓦格医生》那样气势磅礴反映时代巨变又充满矛盾感情的长篇小说。无论能否实现，亦或根本不会实现，但有梦想总是好事。二十五年前，由于身在美国商圈，《曼》书在中国引起轰动时我几乎毫不知情，完全是个场外人。我只为自己倾吐了久积在心中的情感而感到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