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下午，第151期思南读书会迎来了十位旅居海外的著名华文文学作家和评论家，他们是加拿大籍作家张翎，美籍作家卢新华、陈瑞琳、周励、叶周、薛海翔、施玮、王琰，马来西亚籍作家戴小华，日籍作家华纯。十位作家和评论家来到思南读书会，和读者分享他们在海外从事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
陆士清（总主持）：今天读书会的嘉宾，是来沪参加2016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的海外作家。这个论坛是上海作家协会及其主管主办的华语文学网和复旦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共同创设的平台。海外华文文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今天海外华文文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宋代流传着一句话：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柳永的词；今天我们可以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文化，就有华文文学。数以千计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用汉语在海外写作，既写中国故事，也写国外的生活，用我们民族的文化和所在国家的文化对话，既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又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他们的作品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也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借着这个平台，邀请他们来参加论坛，在论坛中作家与批评家直接对话，通过对话直接交流，增进了解，增强友谊，同时促进创作品质的提升。今天中华民族已经逐渐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华文文学的明天将会更加灿烂，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希望！
-上半场-
主持：陈瑞琳
嘉宾：张 翎、薛海翔、施 玮、王 琰
陈瑞琳（主持）：谢谢德高望重的陆士清教授，陆教授是海外尤其是上海的海外作家的恩师，也是我们的领路人。今天特别感谢在座的所有来宾，因为你们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来上海文学家们最向往的地方就是思南文学之家。所以论坛的第一场活动就是来到这里跟你们见面。我知道在座的读者都热爱文学，都特别渴望重建自己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上海是一个文化重镇，是引领着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地方，我们最早看到的港台作家白先勇都是在上海露面的，《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都是海外作家极关注的文学刊物，上海作协、上海文学界的朋友、读者朋友对我们的支持是极大的，所以今天首先代表海外作家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接下来请几位海外华人作家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写作经历和跟上海这座城市的缘份。
张 翎：讲到我创作经历时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我的作品里面怎么老是出现我的故乡——温州。三十年前的温州是一个闭塞的地方。我在温州成长的这段日子里面，我跟故乡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 “家乡”这个词第一次进入我的脑海，是我在复旦读书的第一个假期返回温州的时候。那天我坐了一天的轮船到了码头，一下码头突然看见很多人手里提着录音机、蛤蟆镜、折叠伞。那是八十年代初期，温州走私很热门的时候，周围围着一堆人，袖子一掳都是戴着闪闪发光的电子表问你买不买。突然那一刻我觉得“家乡”这个词第一次出现了，我就知道我跟我的家乡有了间隔。从那以后我就离家了，拼命想逃离我的家乡。后来我在外面写了很多关于故乡的回忆，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尽管我在国外待这么长时间，但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成年以后居住在哪一个城市不重要，他童年、少年青年在哪里渡过的这是至关重要的。比较奇怪的是，只有在加拿大写故土的时候，故土是清晰的，可是我一回到温州马上故土的概念就模糊了，我就悟出一个道理，也许距离是必要的，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勒克莱奇奥说他写海写得最好的时候是在新墨西哥州，那是离太平洋和大西洋各两千公里的距离，他只有在离海这么远的地方才能抓住海的精髓。对我而言，距离让我有了一个审美的客观空间。我看得更清楚了。
薛海翔：我的名字叫“海翔”，我就生在长海医院，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回到家的感觉非常好。今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楼下买了豆浆、油条。海外作家是有乡愁的，这个乡愁，其实一杯豆浆就解决了。
将近二十年前，上海有一个很著名的导演叫黄蜀芹，她拍了《孽债》《围城》，她拍的电视剧把文学性和电视性结合得最早。1996年我在美国接到黄蜀芹的电话，她说最近看了我的小说《早安，美利坚》，她觉得很好想拍成电视剧，问我能不能回来给她写剧本，可是我没有写过，她说不要紧回来教我。回来以后在黄导指导下写电视剧，所以就进入电视编剧的行列。第一部写的是《情感签证》，1995年苏州河比较臭，我当时回来写的第一部电视剧是治理臭河的，他们都不敢相信，所以我非常为我的家乡自豪。我写的作品总是围绕上海在展开，包括《潜伏在黎明之前》初稿就是上海和台北之间的谍战，里面有大量的上海街道的场景，都是上海的地名。在以后的剧本或者小说里我还是会写上海，我觉得上海是我的家乡，我觉得上海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
施 玮：我也是上海人。我出生在上海妇幼保健院，我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写上海的。《世家美眷》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的小说里面充满了上海的阁楼，我后来去了北京，去了美国，我一心想要一个阁楼。我的小时候喜欢躲在阁楼上，通过窗户看出去都是别人家的屋顶，还有别人家的小阳台，看人家在做什么，我从小喜欢就关注大人在做什么，小孩在做什么，所以我的第一部小说《世家美眷》就是把我奶奶家和外婆家写成了一对同胞姐妹不同的人生，写进了苏州和上海淮海路那一带，写了我最喜欢吃的鲜肉月饼、红肠。《红墙白玉兰》是写我在复旦的生活，当然复旦是一个充满爱情的校园，所以我写复旦恋情，以及恋情中所带出来的整个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人的骨子里面是潜意识的，而海派文化是面上的，上海非常代表中国文化在现实的表现，所以我就专门来借着校园恋人十五年后再见，让他们回顾自己的人生，也写了上海女人的反省。《叛教者》仍然写上海的生活。真的像张翎说的，离得越远看得越清晰。希望下面的小说更能够将上海骨子里面的味道、上海人的心胸、表面的柔弱内在的坚韧，以及上海人的中西结合，古今的结合写出来，将上海人的开拓写出来。希望上海的故事能够在我的笔下有新意、有开拓度。
王 琰：我二十岁的时候创作了一个三集电视连续剧，也是最早的完整创作。上海电视台编辑给我回信说，如果你能搞到十万投资我们就能拍出来，前面我一直处于被拒绝的逆境当中，突然来了这样一封信，我把它看作是对我创作上的鼓励。后来1989年我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那两年是我人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在那里收获了师生情和同学情，更收获了爱情，正是这份感情把我带到了国外。我出国最初的两年时间都花在语言上，我认识了很多跟我相同背景的陪读夫人，他们的陪读经历给我很深的触动，也成为了若干年之后创作长篇《落日天涯》的灵感。
2000年是我人生的又一关键转折点，我先生找到了比较稳定的教书工作，我在想不用我考虑生存的问题了，我就必须要追逐我的文学梦，所以我重新返回学校读英美文学系，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落日天涯》初稿完成于2004年，那一年也是文学硕士毕业那一年。四年时间我拿下了一个硕士文凭，生了两个孩子，写了一部长篇，在带孩子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跟我一样的身份的女人，她们在国内都有着很高的学历，在异国他乡相夫教子。《落日天涯》写的就是她们的悲欢和失落，她们所面临的是精神上的困惑，面临的是生命被移植后无根的寂寞。我最后让女主人公走进了教堂。《落日天涯》之后写了《不善于告别》，留学的酸甜苦辣以及种族歧视等问题都有反映。最后就是《天才歧路》，我很单纯地想写一个关于文学诗人和诗歌的故事。
陈瑞琳：刚才好几位说到“乡愁”，其实中国现在跟全球已经一体化了，待在上海也能够放眼世界，我们的乡愁已经被距离缩短了，真正的乡愁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那一份热爱，而不是距离上的乡愁，大家可以随时见面，在微信视频上想念谁就能见到谁，所以乡愁的含义已经变了。我们今天就要大开眼界，看世界，看中国。当初我妈妈不理解我为什么出国，我说离开你是更好地爱你，因为我们离开中国才知道中国有多好，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样爱中国，我们才知道中国有哪些是我们念念不忘的，只有离开之后你的感受才会非常地深刻，但同时你离开之后你获得了新的世界，这个是双向的。所以人生就是这样走出去、回来，归去来兮就是我们的追求。
-下半场-
主持：刘 俊
嘉宾：卢新华、周 励、叶 周、戴小华、华 纯
刘 俊（主持）：这个活动的主题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今天和明天”。我们知道上海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研究非常重要的基地，刚才上半场已经看到了很多海外作家，有的从上海走出去，有的跟上海有非常深的渊源。复旦大学也是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重镇，我是研究白先勇的。其实中国大陆最早有关于台湾香港华文文学课程的学校就是复旦大学，最早开这门课的就是陆士清老师。我研究白先勇也是受到陆老师很多的指导和启发，我们认识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创作，我们认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我们都离不开上海。所以这次上海作协和复旦大学举办这个论坛，我觉得是上海研究华文文学的新举措，我相信这个品牌将来会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卢新华：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特别地有感情，我是从这里出发开始的我的文学之路。当年我是1977年第一届大学生，《伤痕》是进入大学以后第三个月写的，如果没有同学和班级里的文学气氛也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我的文学生命当时是上海给我的，是复旦给我的，所以我对上海这个地方特别有感情。另外娶了上海的媳妇，帮我生了三个孩子，这是巨大的财富。
我和张翎是好朋友，她在路上问我，你那时候才24岁就成名了，是不是有一些方向？我认真地想了想，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得到的荣誉确实太多了，1978年写完以后很快就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很快我成为了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常委。《伤痕》改变了我很多，特别是大学毕业，张老师找我谈过三次话，他说人民日报点了名让你做团委书记，我想了又想觉得我不适合做官，所以我说不去。《伤痕》所受到的巨大反响可以说是上天让我无意当中触碰到了众人的伤痕，我写过一篇文章《众人成就伤痕》，想要表达的是，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是世人一起写的《伤痕》，因此我是不能把它当作做官的敲门砖的。但是我很害怕江郎才尽，我要通过我之后的创作去告诉大家“伤痕”的成因，这个我做到了；此外，我想写书的这个人本身就是一本书，我首先想写好自己这本书。后来有人问我是否后悔过，我从来没有想过后悔这个问题，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个人的选择，包括在美国拉黄包车、在赌场发牌，我没有觉得苦。谢谢大家。
周 励：我也出生在上海，我童年的时候就开始追求阅读，梦想长大以后爬在梯子上看书。到北大荒的时候带了两箱子书，这是一个极大的精神收获。在我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当中占了三个篇幅，童年、少女的初恋、北大荒的小屋，因为我到北大荒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岁的少女。我现在想到北大荒受的苦和我到美国受的苦一样。我是飞机场下来没有一个人认识，第一天晚上也不知道住在哪里，看到总领馆来的车，问他们能不能暂时跟你们开会的人住在一起，我们没有地方住。总领馆同意了，高速公路上一排红的灯，一排黄的灯，充满好奇和激动，也不知道将来的路怎么走。第二天总领馆说你要出22美元，这是你昨天的房费，可当时我身边只有不到20美元。福克纳讲过，文学就是抓住生活按住生活不放过。你写的都是生活，要抓住生活。我的美国客户叫我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写的这本书跟拜金无关，跟经商无关，我这本书是写给能在困境中发现自身价值的人。自由的精髓在于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坐到这里。
叶 周：我每次回到上海都要到街头上走走，不管我住在哪里。其实我这些年写的很多东西都离不开上海，我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丁香公寓》写的是我住在上海标志性的公寓，真实名字叫枕流公寓，里面曾经住过很多上海名片式的人物，比如周璇、孙道临。这个小说从文革开始写到改革开放，这一段生活我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经历过最苦难的文革岁月，但是又在充满希望的改革开放当中我们站立起来，我写了住在楼里面的孪生姐妹，因为历史原因被抛弃到遥远的大西北，后来这两个姐妹又重逢了。这种生活我一点也没有忘记过，只是因为某一个契机唤醒了我的记忆。我走过世界那么多地方，我发觉上海是那么值得骄傲。我走遍了美国很多地方，但在上海我所工作过、我所居住过的洋房留给我最深的记忆。今天很高兴来到思南公馆。我们是很幸运才可以成为一个在多元文化当中的行走者，当然在我们经历丰富的多元文化撞击的时候，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我们只要把我们最真实的印象写下来，告诉我们的乡亲，告诉我们的读者，这也就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所能够做到的，最好的对家乡乡亲们的奉献。
戴小华：我出生在台湾，成长在台湾，我在台湾人家说我是外省人，到了马来西亚人家说我是外来移民，到了中国人家说我是华侨。长久以来，在我心里常常有一种不安和委屈，其实后来想想其实我最需要的是能够让我爱和被爱的家。所以我就大量地阅读书籍，读得多了就拿起笔写作，于是写作就成为了我情绪抒发的渠道。我第一部作品《沙城》反映了股票世界。1991年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讲课，那个时候在中国待了一个月，我回去以后写了一系列的《戴小华中国行》，中国行不是一个游记，是我整个生命的历程，是对中国的感情。那个时候就在想，其实家的概念不是地域性的，也不是情感的，它其实是精神的，那就是中华文化。不论我们身在那里走了多远，血脉不能断。
最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也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本书记录了台湾七十年代末的一群爱国青年，他们认为台湾经常受美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附庸，所以在中美建交时这些爱国青年觉得他们要去维护我们的两岸和平统一，不要让民族分裂。这些爱国青年为了理想付出了他们生命的代价。这个历史记录是不可以被遗忘的，尤其现在台独猖獗的时候。
华 纯：我骨子里还是一个上海人，上海人的打扮穿戴十分精美，所以我很骄傲。上海女人注重外表的同时也很注重内心，另外在家庭方面也都能够独当一面，这方面我学会了。
我在复旦读了两年干修班，常去旁听中文系的课，学生和老师讨论文学问题很热烈，气氛非常活跃。我后来去日本留学，复旦大学和陆教授给我的东西我都放在心里，它会生根开花。我所有小说里面都讲到上海，把上海放到一个国际舞台上，到日本我接触了环境保护行业，写了《沙漠风云》。这部小说出版以后，中国作协领导以及国家环保局主要负责人都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在写作当中会考虑一些问题，我们一开始出国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以后的情况，当我们碰到一些不好的、恐怖的、悲哀的生活经验，这时候的我们跟原来出国前的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些都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反映出来。
陆士清：今天的对话非常的精彩，精彩的对话还会继续，今天暂时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