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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谷融:人的问题,应是文艺不离不弃的问题

2015年07月29日13:04 来源:辛雯 作者:研究室 点击:

文艺报:钱先生,您教书育人一辈子,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经验和体会?

钱谷融:说到文学,我最大的兴趣是欣赏。我喜欢读书,喜欢自由自在地、漫无目的地读书。像《论语》《庄子》《世说新语》《陶渊明集》《红楼梦》《三国演义》《鲁迅全集》等,都是我爱读的。因为长期在大学校园生活,对外界情况的了解主要靠读书。书是人类经验最好的保存方式,读书明理,读书要善于设身处地,反求诸己,于心有得,再推己及人,反复思考,以此知人论世。这样读书,一方面自己感到有所增益;另一方面,开阔视野,内心世界得到陶冶,是一件让人十分愉快的事。

文艺报:除了读书,您还有其他什么好的办法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文学?

钱谷融:对我来说,看书之外,就是教书和研究了。这都是大学教师分内要做的事,但我希望在精神上有所超越,不要停留在“稻粱谋”的层次。教书不是照本宣科,一本正经地一路讲下来,而是要与学生交流,教学相长,相得益彰。我从自己的学生身上,是学到不少东西的。如1950年代对我的《论“文学是人学”》的校内讨论中,尽管压力很大,批评意见很多,但还是有学生顶着压力,支持我的观点。这不仅给我以安慰,也让我感受到思想的影响力。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做老师的苦口婆心讲了那么多,学生真会无动于衷?我自己大学时期,就是跟着老师学,受到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慢慢走上了文学研究道路。教学要让人如沐春风,自然而然,心甘情愿,前人总结的经验是有道理的。除了教书,还要研究学问,也就是写论文。这方面我一直比较懒惰,我愿意多看,而害怕写作,偶然动笔,也大都是受到外界的催逼。一旦动笔写作,我是力求在文章中讲自己的话,决不作违心之论。古人云“修辞立其诚”,为文而不本于诚,其他就无足论了。当然,文章水平也是有高下之别的,我向往那种逞心而立、无所顾忌、从心底里流出的肺腑之言,但轮到自己动笔写作时,常常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文艺报:读书、教书与写作,似乎很多学者和作家的生活都是如此,但彼此之间的心态和境界差异很大。您对这一问题怎么看?

钱谷融:我觉得一个人的心态很重要,老是想着向社会发布自己的新见解,老是担心别人将你遗忘,不把你当回事,内心就会焦虑不断。在这种焦躁心态驱使下看书、写作和发表谈话,说话的腔调和论说的尺度难免会有些变形。经别人一反驳,破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是进退失据,方寸大乱。所以,不要做那种勉为其难的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要有自知之明,自己是怎么想的,就老老实实将这些想法写出来,如觉得自己吃不准,就不要装腔作势,故作解人。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盲目追赶时代的潮流,要摆脱这种人生的惯性,的确很难。一些人吃亏就吃亏在一辈子处于赶潮流状态,但没有一次追赶上的,更不用说站得住。我想我这辈子很多时间是与时代潮流擦肩而过的,不是说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很长时间我被打入另册,做了38年讲师,环境逼迫着我接受这样的生活状态。最初遭排斥,错过了宝贵的机会,会有一点懊恼,甚至内心痛苦。但每次都错过,就像赶车一样,你知道反正赶不上,那就不赶了,慢慢走,慢慢看,看多了,自己也会有一点人生感悟,尤其是与周围那些永远唱高调的人物论调相对照,我慢慢明白了一点道理。世界很大,只要自己用心去做一件事,没有做不成的。很多人生的道理,都是慢慢体会出来的,积少成多,时间久了,会有一个质的变化。

文艺报:读书做事,讲究自然而然,万万不可急功近利。但读书还是有得法与不得法之分。

钱谷融:是的,读书要静得下来,要有闲心。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天地,不能整天塞得满满的。如果都是别人要你读,今天读这书,明天读那书,很长时间都在忙于应付外界的事务,而没有自己的内心要求,那样的读书,乐趣大概不会很多,或者变成了读死书和死读书。记得小时候读书,读《三国演义》,刚拿上手就有点放不下,真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能够使你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产生出好恶爱憎的感情。这种感情,直通你的心灵,深入你的骨髓,将熔铸到你的整个品性和人格中去,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在你今后的处世行事中都会发生作用。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富有诗意和情致,让人感到美,让人感受到强大的理想憧憬和抑制不住的向往力量。这是艺术的魅力所在。所以,我读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扎克,与读20世纪的作家作品,感受是有点不一样。有人说,20世纪西方作家的作品,是思想力量盖过了情感力量。但我以为,诗意与思想力量,在文学作品中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会因为思想性太强,而诗意反倒减弱了。如果真是思想性压倒了诗性,那就说明这种思想不是诗性的,也不是文学艺术的思想感情。在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身上,思想的力量与情感的力量是凝为一体、相互支撑的。

文艺报:您是不是对20世纪以前的作家作品特别喜欢,而对之后的作家作品有所保留?

钱谷融:这或许与我接受到的教育以及个人喜好有关吧。我喜欢有诗意和情致的作品,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像陶渊明的作品和《世说新语》,语言平实简洁,但情深意切,耐人寻味。外国作家作品,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确是充满诗意,令人难忘。这些作品的魅力,首先来自作家本人,他们自己有真情实感要表达,不是为文而造情,矫揉造作。他们为周围的生活所触动,真情流露。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少年情怀与人生坎坷的对照,以及后来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解脱,真正是展现出陶渊明的真性情。所以,真情实感,不是单单拘泥于一点个人的恩恩怨怨、情感得失,而是由己及人,推展开去,有一种豪迈超越的胸怀和不为物累的远见。还有就是《世说新语》中对士人精神面貌的描写,寥寥数语,神韵毕现,可以说是字字珠玑,篇篇精彩。

文艺报:那么,您对20世纪中国的作家作品有些什么看法呢?

钱谷融: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好作家不多,堪与世界文学史上一流作家作品相媲美的东西,更是凤毛麟角。鲁迅大概是个例外,我爱读鲁迅的文章,沉郁顿挫,不拘形式,有真情实感,有自己的发现,有传承,有创新,的确了不起。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自己的小说被人认为有着“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这句话很恰当地凸现出鲁迅小说的价值。他与当时的新文学家创作理念上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其他很多人是在尝试,做文学实验,而他不是。读他的《〈呐喊〉自序》,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使命感非常强的人,他要呐喊,要捣毁“铁屋子”。这与那些专注于文学改良,热衷于文学实验的创作,心态上和价值取向上是不同的。文学不能太过于工具理性,文学是艺术,是与人的感情生活相牵连,是与美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20世纪中国文学好像还处在一种文学实验的摸索阶段,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表现对象和表现格式,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显得非常突出。中国传统文学,有变化,有贯通,一步一步下来,纹丝不乱。而20世纪似乎有点“慌乱”了,一会儿全盘西化;一会儿弘扬民族文化;一会儿文化激进,一会儿文化保守。这都是“慌乱”的体现。有的研究者说,这是因为战乱和政治动荡,使得创作者和研究者无法沉下心来潜心创作和研究。我想这还不是主要的。像魏晋时期,社会那样动荡,但士人们的表现以及他们创作的作品,堪称经典,影响至今。为什么同为战乱和政治冲击,那时的士人能够沉着应对,写出流芳千古的不朽名篇,而20世纪以来的作家,就少有这种作为呢?20世纪中国,遭遇千古之变,情况当然比传统社会要复杂,但20世纪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增强了,作家、研究者在创作上应对世界的能力反倒弱了很多,这会不会与作家、研究者内在价值世界的震荡与混乱有关系?如文学中人与文学的关系,可能至今还有不同意见。但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心里如果没有人,不关心人,不以同情的态度关注社会上人的种种存在状态,这会影响、甚至削弱他们的创作和研究质量。我今年已经90多岁了,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阅读、交往,对今天的新锐作家的创作了解很少,不知道他们在写作时关注哪些问题。文学创作和研究,各个时代可以有自己的热点和时代问题,但也有相通和一以贯之的问题,我看人的问题,应该是文学艺术始终不离不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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