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主页 > 专题 > 《繁花》盛开——金宇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2015年09月22日10:28 来源：上海作家 作者：张莉 点击: 次
象所有成熟的、有独特风格的小说一样，《繁花》有它的基本句型。这个基本句型决定了这部小说是经由“作旧”而追求“新鲜”的作品。
小说的起笔是：“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沪生说”“陶陶说”是频繁的--“某某说”在《繁花》中频繁出现，成为这部小说的基本句型/句式。借用这一句式，故事得以被推动，人物命运得以发生变化。
取消引号，以口语铺陈故事的作法，使人想到中国古代话本小说。当然，这段话中也还有另外的词语值得注意。比如，“吃杯茶”，“有事体”。这种语词的使用，表明这部小说引入了上海方言，但这种引入是有选择的--作者只选取它的腔调和节奏，而未取它的发音，似乎是一种改良了的上海书面语，因此，不懂上海方言的读者读起来也并不困难。
在所谓正统的普通话面前，来自江南的语言应该说是一种地方方言，一种“少数语言”，边缘语言。通篇不用字正腔圆的北方话，而刻意选取了少数、边缘的南方话作为讲述载体，《繁花》在一开始其实就是在寻找旧的传统--从寻找旧的东西开始，流露它的追求：从传统/边缘语言中汲取新异力量，打开一个新的创作空间。
《繁花》的语言使用是精心为之。它汲取白话语体、话本小说及江南语态的精髓，小说家渴望生成自己的语言风格时，他必然要考虑到排除一些词语，比如在这本小说的语序里，你不会看到激情、份额之类的正统书面语，这使它与严肃的、正襟危坐的普通话保持了明显的界限。在小说中，讲到某人说话时，叙述人也常常提醒读者，某某用普通话/北方话说。用普通话说话的人在小说中是少数的和外来的，这使读者不得不注意，小说中的叙述语调与普通话语调构成的是抗衡关系。
《繁花》具有一种性感的南方性--因无视汉语内部的铿锵有力的节奏而具有了一种奇异的慵懒舒缓多情的南方性。这是属于中国南方语系和南方人生活的调性。当小说人物使用那种旧的语言时，与这种语言相关的温润，柔婉，俏皮、舒缓，性感会一并涌来，人与人之间有节制的微笑，欲言又止，一语双关，男女之间的带有调情和调笑，挑逗和风流，人物语速的突然加快或放慢……腔调，语序，声调，语言连续和连接的语态，语序和语词，全部让人想到江南，让人想到这一切与江南生活有关。只有在汉语深处仔细体会，才能了解这种语言怎样唤回了江南语言内在的魅力。
阅读《繁花》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身上潜藏着古人，潜藏着古人日常生活中的“老灵魂”。旧的语言系统天然有“作旧”功能，它为读者提供与“旧”和“传统”有关的装置，它使我们看待当下生活的眼光发生了变化。我们熟悉的生活因之变得陌生而新鲜。这也意味着，《繁花》历史悠久的江南语态使我们有机会变成旁观者，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种风景。我们的生活竟是与往昔无二。我们所使用的言词、对话，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饭局上的顾盼神飞，都是如此绵延连续。
当一位作家使用一种旧式语言来书写当下生活时，意味着他的一次返回。他返回到历史内部，站在历史的角度书写我们当下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再是新的，陌生的和突兀的，而是熟悉的和亲切的。这也表明，对这一语言方式的采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形式表面，当这种具有陌生而熟悉感的语言回归时，一种旧的生活气息也借助于这种语言躯壳重新返回。
读《繁花》，那种以社会批评角度解读人物关系的评论方法遭遇挑战，在这部小说中，冲突并不一定是历史冲突、阶级冲突，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可能只是情感性的和身体性的。人心叵测之外才是世事变迁。许多人提到从《繁花》中看到历史变迁。可是，与我们所通常理解的那种写历史变迁的小说相比，《繁花》的不同恰在于它的历史/时间分界的模糊性。
《繁花》中的历史背景是含混的。小说不依赖历史事件推动，人物命运也不全与历史有关。历史风云无法把这些人的经历和命运全部编排搜罗，历史风云也无法解释和书写这些人物的命运。《繁花》中对人的情感和生活的理解使人想到通常使用的“日常”、“恒常”。 时间在此处变得缓慢。“解放前”，“50年代”，“文革期间”，“80年代”，只是时间背景，我们身着的衣饰可能不断变化，但内在情感和生活方式却依然未变。读者很容易到世界上什么变了，什么没变，意识到小说内部有它的自我时间--《繁花》的时间/历史观念是往复回环的历史而非前进式的。
这种时间观念，与小说选择的结构密切相关。《繁花》的结构，是中国饭局式的结构。饭局的流动便是情感的流动。饭局的喧哗或沉默，其中系着男女之间情感的明灭。饭局既是《繁花》中的重要内容（小说中有无数的饭局），也是小说讲述的形式。“面对是一张圆台，十多双筷子，一桌酒，人多且杂，一并在背景里流过去，注重调动，编织人物关系。”（金宇澄）笑语喧哗中，每个人的言语里都藏有段子--他人和自我的故事，讲述时人人有隐情有留白。花开数朵，各表一番。一个人的讲述之后另一个人从另一角度讲叙，大故事套着小故事。
可是，无论怎样，一切欢宴之后，都是分离。小说结尾是沪生和阿宝告别众人。阿宝接听了雪芝电话后，“夜风凉爽，两人闷头走路，听见一家超市里，传来黄安悠扬的歌声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联想到小说起笔陶陶邀沪生一起看风景，读者到最后一页不禁恍然：“人生如梦”，“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繁花》之所以广受瞩目，在于金宇澄的别寻异路。对于许多作家而言，异路的寻找可能并不难，难的是实践和完成。《繁花》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作家对他使用的语言的内在精神的把握。作家对于他选择的语言要了然于心，作家也要完全浸润在他所要表现的生活中。只有当语言与形式相得益彰时，《繁花》的挑战才得以完成。作家的能力如此重要，将与一种旧语言相适应的内容和精神召回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关键。就此而言，这部小说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陌生经验不仅仅是对一种传统语言和形式的重新召回，还包含对一种传统历史观和美学观的重新记取与接续。
--节选自《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1期，原作标题《一种语言的未死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