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5日10:10 来源：文学报 作者：杨斌华 点击: 次
新世纪以来，放眼远眺，有这样一些正处创作盛年的诗人的名字正不断闪耀在海上诗界的星空，譬如陈仓、陈忠村、汗漫、胡桑、聂广友、徐俊国、古铜、张萌、漫尘、语伞、南鲁等等，他们的诗行文字正汇聚成一束游荡栖居于城市文明，深怀虔敬与渴求，不懈地缅想与冥思的精神之光。假如一定要用一对语词来涵括他们的写作意趣和诗艺探求，我乐意用精致的寻找和明晰的投射就此来作出一种或许是简明有效的评述。
一
我一直以为，尽管诗坛表面上颇为繁荣喧闹，但当下的许多诗人作为一个时代的行吟者和见证者，对于变化急剧的本土现代化进程中现实的矛盾冲突与人们内心的精神复杂性缺少有力的逼视、诘问和思省。而更令人关切和思虑的是，那些具有高深邈远的文学志向的诗人写作，在构建自己考量日常生活和诗艺空间的视角和方式的同时，怎样灌注进更为丰沛的寄寓着形而上思考的精神意识，使诗的意象与情境更具意义的活力和语言的张力；同时，如何在平和质朴的语象背后透示出一个躁动年代人们繁复错杂的内心情怀，更为深邃地凸现被遮蔽的现实世界的多样化、多义性，以多重笔触和形式来传导某种独赋魅力的富有质感的时代经验，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话题。我觉得，这些年轻作者在独特的诗群聚合中，面对诸如此类的质询，似乎在有意不约而同地作出自己的自觉应答。
这一颗颗年轻的心灵用精美旖旎的诗行文字正持续地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着实构成了当下上海诗坛一支不容小觑，且极富成长性与潜质的力量，已然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我以为，诗群聚合是氤氲和提振诗歌生态的颇佳方式，古往今来概莫如此，任何诗体词派意图鹤立文坛，引领风尚，自成一格，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依凭文人意气、思想话语的相互激荡，让诗意时光绵久不息地堆积成塔。也许正是因为诗人“一边浪迹天涯，一边坚守对白云的信仰”，他们的独酌与群饮、自白与冥想写就的都是一份“孤独之书”，而“每一个文字的凸陷，都将被曙光填满”。
我不妨再引用一段女诗人子薇的诗句：
生活太平静，尘世太喧嚣，而我的内心沸腾不止
午后，顶着一轮骄阳，我寻你而来，于僻静的沼泽地
我模仿你遗世独立的芳魂，为自己的翅膀松绑
子薇的诗作善于从寻常事物的实体或生活实境中取材，感觉纤敏冼练，语象错落有致。曾经有同好认为：“她的语言或倾泻而下，或汩汩涌出，随手便是盎然的诗意，又融合着哲思的语言世界，给人以强烈的在场感和幽妙的形而上意味。”即便不从女性视角和语调来加以评析，我同样以为她的诗不经意间喻示着城市文明群落中人的一种精神的寻找，一种悲悯的情怀，一种渴望心灵皈依的祈盼。
这群都市文明中飘然而至的诗的天使，他们的身上既携带着以往历史与经验的精神密码，满含着伤惋之心、缅想之情，又不时张开语词的翅翼俯视并飞掠当下世界，以繁复交错的个人记忆来不断地修复、锚定自己精神找寻的图式和语态。这无疑使得他们的作品成为以都市介入者身份参与的一番语言的探险旅行，在在显示出他们对于日益离析瓦解的传统与当下文化的一种省察和思虑，而绝非简单的知识语词的堆砌、个人情性的挥洒。
诗人吕德安曾经说过：他把写诗当作自我净化的过程；同时不希望给读者上轭（所谓的历史感或更堂皇的形式），而是体现出平凡和愉快，诗的词汇必须是人在谈话中的词汇，它要支配着整个创作情绪。我曾经以为，他们是在诗中失去了愤怒的情感。这种“失去”可能意味对某种精神宣示的自我放弃，甚至意味着某种心灵逃遁和无奈感，而不是单纯的冷漠麻木。在如此情境下，我们来阅读青年诗人张萌的作品，反而使人感受到一个精神找寻者的激越而清晰的内心跃动。张萌的诗行间仿佛布满着时光的碎片和生活的屐痕，他试图从自己由乡村至城市的记忆与现实的经验出发，“用歌声点燃生命/用歌声等待生命中最隆重的燃烧 燃烧——/阳光下，你是一盏黑色的油灯/歌声里挤出火焰的灰烬 ”(《蝉声》)，使简约而丰饶的诗意语象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一种暗喻。在他内心深处，似乎存在着一种不断漂泊找寻的渴望。与此同时，我发现他诗的标题大多有着时间的标示，显示了一种对时间元素的特殊凝视，并成为他传达内在生命轰鸣、寻求新鲜表达方式的独有的标识。张萌诗的景象及语态平和静好，又不乏一种内心的盎然和情志的飞扬，努力从个人的视角来凝神关注世界与整体的生存赎救之道。
与之相仿，漫尘的诗一如他的名字，也许同样可以说是一种归于尘俗的写作，散发着浓郁的民间生存的痕迹与气息，以及生命自然交织互动的融洽与生动。他乐于表达一种正向的积极的对人生的思索感悟，正如其诗作《悼亡灵》所表达的：“人间的爱总在生长/让悲伤逐渐凝结/终于长成心口的一朵灵芝”。在漫尘的作品中，无不显示出一种近乎自语的探求与皈依的渴望：
星光是我骨子里的磷火
月亮躲进云层，做一个发光的囚徒
远方，能收容多少自由的灵魂
真的不在乎回乡的路程，一路颠簸
——《今夜，为谁活着》
但我觉得，他的一些作品在意象的自然经营和语词的妥帖运用等诸多技艺层面上还存在明显的逊色与不足之处，有待于更持久更走心的磨练。文字作品素来讲求天然去雕饰，抑或自然与华美并重，但对一个试图独标一格的诗人来说，在语言功底苦心凿造的背面，真正可能使之厚积薄发、成就佳构杰作的，是如何冲决精神与艺术视域的自我限囿，如何具备敏锐的生活洞察力和蹈厉飞翔的思想人格。而这对漫尘以及这茬年轻诗人而言，目前着实面临一种难以逾越的精神迷津和情感沼泽。
有关这一话题，徐俊国的近期作品或可成为一个饶有意味的批评样本。在《华亭诗选》里，作为曾经被认为是“70后”代表性诗人之一，同时又俨然是华亭诗群领袖人物的徐俊国，却像他诗中所写的那样：“在快乐中显现，在痛苦中隐身”（《痕迹》），似乎有意将自己安放在一个低调不显眼的位置。也许，其中收录的确实是他写作间歇期的部分作品。我一直以为，俊国是一个诚挚质朴、深怀忧思，而且在城市中渴望寻找生命意义的守望者。他从农村来到现代都市，面临心灵的离析状态，一种精神的背离和内心的矛盾性，一方面城市生活喧嚣、世俗、虚荣和趋利，另一方面内心渴望回归家乡的宁静，那么在他的作品当中，某种失去根基的忧郁或许一直挥之不去。其实很多评论者谈到过这一问题，我觉得他自身也存在这种忧虑，那么从评论者的角度而言，这也是对这些城市异乡诗人的一种关切和提醒。
二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学重新扬帆起航，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崭新旅程。其中，新诗界曾经发生过许多诗艺的论争、观念的歧异、美学的裂变与群体的分化重组，诞育了不少早已载入历史及个体记忆的重要事件和现象。同样，近年来我一直较为关注的大致从新世纪以后融入上海城市生活的一批新上海诗人的写作，也无疑是一种值得瞩目的新生文化现象。我最近论及的一些新上海诗人的部分代表性作品，既意在为海派诗歌的创作研究拓展疆域，更可以给热力喧哗、斑斓多彩的上海民间诗坛的风云流转留存一份诗意的写真，甚至会构成我们聚焦当下中国文化语境的某种思想维度。
我一直认为，许多当下性的新型文化热点现象，虽然值得关切和重视，但也不能过于放大其效应，高估其成长性和持续力。这些年来，海派文化时断时续会产生各种现象，却往往成为一时性的文化热点，其例不胜枚举。就如同地震的主震与余震的关系，文化的生成发展也应该是一种不断激荡变化、激浊扬清、扶正去魅的过程。的确，海派文化现象研究需要不断地吐故纳新，尤其要关注文化的当下性及其现实的延展。海派文艺一直以来缺乏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恒久魅力的精品力作的缘由，自然是在于一些作者作品的人文境界与生命情怀有待于拓展和提升，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实力相比较而言，区域性文化格局与气象亟待进一步张扬，在于创作者面对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应有的生气活力的丧失，叙事创新能力与再生能力的匮乏。
当下社会的现代转型已经给我们的文化或文学带来了格局的调整和突变：一面是商业文化的强烈生长，日渐渗透并改变着现实的文化生态，给人们造成了精神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仍占有一分天下，竭力维持着自身的主导性和影响力，而独立高蹈的文化姿态依然是传统文学藉以特立独行的标志性招牌形象，并对流行文化构成一定的抵抗和遏制。这三种文化势力互相映照，互相角力，自然也共存共荣。然而，它所构制的范式带来的影响是深刻长远的。此外，就业态研究而言，海派文化新生现象需要得到重视与关注，不但是因为其现实的延展在当下的迫切介入，更在于海派文化不可能简单划分为传统与当代，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分野，而应该是一种有弹性空间与再生活力的范畴。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容纳各各不同的文化经验与创作养分。
历史常常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事实上，现代文学中的所谓新海派文学，也是因为具有了新型读者构成的阅读群体和市场意识的发酵，才在现代商业文化的土壤上逐渐培育生长而成的。海派文学之所以具有现代性，就在于它的商业化。有学者早就指出，海派文学有“更鲜明地呈现出力图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现代性品格”。而经验证明，在开放包容的文化场域中，即便是先锋性也可以获得商业性，可以转化为大众性。这三个层面的转化当然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而我们简单地将海派的特色归纳为现代、时尚、求新，显然也不足以求证出它内涵的完整性。从海派文化到海派文学，虽然两者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直以来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交杂的双重语境下徘徊游走的海派文学，所秉持的求新图变的传统、兼容杂糅的特征使得其蕴育的文学质素在不同年代以及不同的创作群体中也渐次发生了多向度的全方位的变化。
在这样的意义上，对这批近十多年以来融入上海城市生活的新上海诗人的成长路程、写作特征、文学价值的描述和探察，也许会成为我们关注和讨论海派文学当下性、变量性因素的一个个案样本。首先，这批诗人由于生活经历的缘故，具备“外乡人”、“新上海人”两种身份标识，因而他们的作品大多呈现一种独立于城市文明，既漂泊不安，又难以离弃的精神姿态，始终覆盖着城市与乡村文明错动而间离的双重投影。其次，他们的内心深处紧密依恋着故乡，却又无法实现身体的返回，“身”与“心”的背离与游荡使其成为城市文化与乡村文明的双重“他者”。再者，从文学语言研究的角度来讲，作为城市与乡村生活的双重经历者，他们的作品中本应具有城市与乡村语言的呈现与交融，以显示文学语言变化演绎的可能性，实际上显然也差强人意。部分诗人的语言技艺缺少强烈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匮乏鲜活的当下生活的质感。而这其实也体现出他们的一种精神生长中的矛盾性，既想在语言世界中妥置自己现实中紧张不安的灵魂，又深感自我话语在现实碰撞中的卑弱无力。
这茬诗人作品尽管风貌各异，诗艺水准也并不齐整，但大都能显现出上述特点。他们还相当年轻，在诗学探求上有着不可预期的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