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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之:“甜姐儿”九十了!

2017年01月04日16:56 来源: 文汇报 关联作家:黄宗英 点击:

这是黄宗英1942年主演话剧《甜姐儿》的剧照。黄宗英是《文汇报》的老朋友、老作者,早在1946年她才20岁出头,就在《文汇报》上连载了散文随笔《寒窗走笔》。


床头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笑容可掬的小动物、小布娃娃;小桌子上堆着她在看的书;一张靠背椅,一张床,这就是九秩黄宗英全部的活动空间。由于行动不便,我每次去看她,她都是静静地坐在靠床的椅上,或看书,或在养神,她那静穆、安详的形象,无论如何与舞台上骑马扬鞭、英姿飒爽的“甜姐儿”以及当年登山涉水的“属云的人”联系不起来。


2013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我再次去医院看望黄宗英大姐,带着一条大红格子围巾,尾端下坠四只红色的绒毛球。我知道她喜欢红色。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去看她,她指着我脖子上的一条红格子围巾说:“你这条围巾能不能送我?”我说:“当然可以!”我解下围巾递给她,我爱人将它围在老人的脖子上,她笑了。我感到幸运。


此次,也是我爱人将挂有绒毛球的围巾给老人围上,并对她说:“如果您不喜欢这四只绒毛球,可以随时解开的。”老人笑着连连说:“喜欢,喜欢!”我跟她说:“再过十几个小时,您就是九十岁了。”她开心地说:“是的,是的!”说着,老人从旁边的桌子上拿出一张照片给我们看:“这是我二姐,今年一百岁。在天津。”我看照片上的老人,笑逐颜开,手上捧着一只彩色气球在玩。我跟她说:“您健康地一百岁没问题。”老人像一个小孩似的,丰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人们称老人为“老小孩”,在我看来,九十高龄的黄宗英大姐就是这样一位可爱的“老小孩”。


“老小孩”有令她骄傲、充满向往的豆蔻年华。六年前,我在编《永安文丛》的时候,在一百多期的《永安月刊》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张黄宗英的彩色封面照,那是她的成名作、话剧《甜姐儿》的剧照:一身夹克皮装、长靴,手握马鞭,英姿勃发。我请朋友将这张剧照放大,配了镜框送给她,她很高兴,将它放在病房的窗台上。她说她自己也没有这张照片了,在一旁的姜金城兄(《黄宗英画传》一书作者)也说他编黄宗英画传多年,也没见过这张珍贵的照片呢。黄宗英向我回忆说:“《甜姐儿》是我的第一部舞台剧,也是我的成名作,拍这张照片时大约才十八岁光景,那时永安公司常用大客车拉着明星们去他们的照相馆拍照。”那时为《永安月刊》拍封面照的明星云集,有白杨、上官云珠、童芷苓、周璇、陈云裳、蒋天流、龚秋霞、秦怡等上百位。


《甜姐儿》在卡尔登剧场(原址在大光明电影院边邻的黄河路上,后改名长江剧场,现已拆除)上演了好长一段时间,轰动一时,几年下来总计上百场。她的一身马装成了当年时髦女子追逐的时尚,有的富家女子带着裁缝师拿了量衣的皮尺子来量她的戏装。住在剧场对面的弄堂里的一位小女孩(她至今还记得那位小姑娘的称呼,叫蓁蓁)受她奶奶之托提着搪瓷多屉饭盒,里面装着腌笃鲜汤、百叶包肉、青菜和米饭,送给黄宗英。小姑娘说,奶奶和爸爸要请她今后到她家去吃饭,隔一条马路,不卸装也能去的。那天以后,小姑娘天天要来拉黄宗英到她家去吃饭。“老奶奶总是把粉蒸肉、火腿干丝塞到我的碗里,还念叨:怪不得人介瘦,年纪轻轻的不正常吃饭哪能行呢?”黄宗英至今还不忘这热情的一家人。黄宗英俊美的舞台形象也吸引了众多上海男子,每天晚上演出结束,总有年轻男子来剧场后门等她,有的是要一睹明星的风采,有的是约吃夜宵,还少不了阔少、“小开”开着车要来接她出去……黄宗英回忆起青春岁月的这一幕,总是羞涩而甜美地一笑:“那时候自己年轻,真是把我吓煞脱了!”


黄宗英15岁随大哥黄宗江来上海演话剧,当年就与电影公司签下了第一份电影合同,以后几年的岁月里出演了众所周知、脍炙人口的电影《家》《丽人行》《幸福狂想曲》《乌鸦与麻雀》《街头巷尾》《鸡鸣早看天》等,成为与白杨、秦怡、上官云珠等一代明星齐名的杰出的表演艺术家。


黄宗英不仅以她出色的银幕形象长留在观众印象中,她还以她隽永的文字、众多的文学作品留给广大读者与文坛。她是《文汇报》的老朋友、老作者,早在1946年她才20岁出头,就在《文汇报》上连载了散文随笔《寒窗走笔》,赢得读者;她创作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小木屋》《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散文集《星》《桔》等等传颂一时。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文汇月刊》任职,有一天,她对我说:“你能不能跟你的领导谈谈,给我一张‘文汇报特约记者证’,并给我报销写报告文学的旅费,你试试看。”我回报社后立刻向当时负责采访的副总编辑陆灏同志作了汇报,他一口答应,并跟我说她写的稿子要给《文汇报》,黄宗英也是一口答应。她当时的月工资是230元,在那时虽不算低,但要跑边疆采访旅费是吃不消的,那年月,光从上海到北京的一张软卧就要96元。三十多年前,她自认为自己才50岁出头,经过自我要求改造的下乡劳动与在采访徐凤翔的那些日子里,她只坐硬卧,她用契诃夫的话自勉自己:作家要坐三等车。到了外省不去找省委,自己找一个普通招待所住下。没有浴室,大热天,男住客们都是穿着短裤衩在院子里冲洗的,而黄宗英则用她自己的话说“只能冲进短裤衩阵接一盆冷水,回到屋里从头到尾洗个遍。”上路歇脚,有时饿了,就买两个甜瓜一磕,啃了,解渴又解饿。在高原采访途中她给我的一封信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我们找不到车,按原计划是乘车走川藏路北线过雀儿山(经昌都)往成都,全程1800多公里,在波密海拔2700米,如今已到冬令,早晚气候都在零度以下,室内结冰,更不要说海拔4000-5000米的山头了……我是很想亲身体验1800多公里的险路(600多公里也要过高高的色喜拉山,海拔4700米吧?)既然很多干部和群众都要走这条路!……不与群众同甘苦,是难以理解时代、人民、现状的。我的任务,我想不仅仅是交一两篇文章。”她在信中还向我披露了札木中学一位援藏教师不久前遇险身亡的事。说实话,我当时看了她的这封信是倒吸了一口气的!一个年过半百的女性,竟要冒这样的险,去采访、探索一种精神,她的行动本身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与精神。此次她要去采访、写作的,就是她后来发表在《文汇月刊》上的那篇著名报告文学、书写高山森林生态专家徐凤翔事迹的《小木屋》,此篇报告文学发表后立即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多家权威报刊都作了转载,并获得了“文革”结束后中国新时期第一届优秀报告文学奖,我也借光得了个优秀编辑奖,赴京参加了授奖大会。


对于这段经历,黄宗英对《文汇报》充满了感激。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那时候,记者证可管用啦,火车票紧张,记者证不用排队。记者证也避免我自己变成采访对象。我对《文汇报》铭心感激。”


九十高龄的“老小孩”有一颗晶莹纯洁的爱心。“老小孩”酷爱“小小孩”。黄宗英曾担任过上海剧影协会福利部副部长,又兼任协会托儿所所长。有爱心的人必有童心。也许是年迈了,她的这颗童心更显炽热。近年来,我也常带小孙子和一些照片去给她看,她的快乐与喜悦之情毫无掩饰地表露在她那灿烂的笑容中,连连说:“好白相,好白相!”……爱的光环、对人生美好事物的留恋,使我感慨不已!我想:这种爱,绝不是对一个人的,是善良的人类共性的透亮呈现,这种出自天性的爱,只不过是到了人生的黄昏,他(她)对生命、对一切人间美好的事物的眷恋之情更真切、更浓烈罢。


黄宗英不仅是一位才艺出众的艺术家,也是一位正直、有良知的作家。1983年自我采访黄宗英在蛇口的“都乐书屋”起,到上海她的淮海路家,三十多年来,因为工作关系,我与她多有接触、交谈,在我的印象中有两件事她始终坚持着她的正直、正确的见解:一是对赵丹艺术上的不公,从被赵丹称之为“艺术史上一大惨痛的遭遇”(见赵丹:《银幕形象创造》一书)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始,到不让赵丹演鲁迅、周恩来等,直至对他临终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的批判。我明白,她的这种长积于胸的块垒绝不仅仅是因赵丹个人的。赵丹与黄宗英都是在旧上海国统区从事革命文化事业的进步青年,他们向往进步、向往新中国,电影《乌鸦与麻雀》《武训传》几乎同时在建国前夕创作的,作品的揭露黑暗、讴歌良知的进步性是无可争议的。《武训传》是在1948年躲着国民党特务的审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筹备的,第二年,受周恩来“要演活武训精神”的指示,导演孙瑜及赵丹等全体演职人员夜以继日,在资金短缺等多种困难的条件下,终于合力完成。电影在建国后公演,在全国的观众与报刊舆论中获得了极好的评价(公演前四天在中南海放映,也受到了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赞扬)。可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1951年《武训传》却受到了全国性的批判,这不是对于向往光明与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的当头棒喝么?他们疑窦重重,百思不解,总是怀疑自己错了。至于对赵丹“临终遗言”的批判,她更是耿耿于怀。所以她对巴金在《随想录》中肯定赵丹的文章表示是由衷的感激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事实证明:黄宗英的坚持是对的(1986年国务院下文为《武训传》恢复名誉);二是她在12年前,以负责任的态度写下了在文化界、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我在现场—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见李辉主编《大象人物自述丛书·黄宗英自述》一书·大象出版社),以唯一在世的见证人写下了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问话时对鲁迅的评介,对已发表与出版的不精准的表述,作了纠正。


黄宗英从十六岁演出话剧《甜姐儿》轰动上海滩起步,她的演艺、笔耕生涯已经走过了整整七十四个春秋,今年7月13日是她九十岁生日。在此,衷心祝愿这位《文汇报》的老朋友、老作者、我尊敬的前辈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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