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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眼中的鲁迅,“写小说是一种屈就”

2017年05月23日16:12 来源:上海观察 作者:施晨露 点击:

“来这个讲座之前,我又恶补了一番鲁迅的小说,但仍然没有找到很好的路径完整阐释鲁迅之于小说的关系和意义。”国际博物馆日,在鲁迅纪念馆“树人堂”,作家王安忆与学者陈思和以“鲁迅与小说”为题开讲,王安忆的开场白十分坦率。

王安忆和陈思和在讲座现场。

位于鲁迅公园内、距离鲁迅在上海的故居大陆新村等不远的鲁迅纪念馆,是王安忆从小到大时常前来的地方。“小时候来和母亲有关,我母亲茹志鹃是位作家,常常需要接待外国来访嘉宾,尤其是日本作家,他们对于鲁迅非常尊敬。等到我也成为一名小说作者后,我就像一位年轻的地陪,对于几乎所有到访上海的作家来说,鲁迅纪念馆是必到的地方。”王安忆说,频繁造访令她对鲁迅纪念馆的展品、展陈变化十分熟悉,而她在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导师后,所开的小说实践课,每年的第一个作业都是布置学生到上海某个地标看看,写一部小说的开头或轮廓,“去过田子坊、1933老场坊等很多地方,有一年的地点就是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鲁迅故居包含着许多小说的因素,它是鲁迅写作的地方,也是上海典型中产阶级的住宅,它和周围的关系、这么多年的变迁,都充满了小说可写的空间。”

那年的作业,有学生想象了鲁迅、许广平和海婴一家与从北京而来的朱安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场景,王安忆赞许这个设定充满丰富的扩展空间,但也隐隐觉得“这似乎对于鲁迅是一种冒犯”,“在鲁迅的小说中,很少出现生活伦常画面,小说是有世俗性的,但在鲁迅的小说中却难以找到世俗读者期待的生活场景——他一直是那个严肃战士的形象。”“鲁迅为什么要写小说?”王安忆说,这是困惑他的问题,鲁迅的小说当然是第一流的,“但以他战斗的人生观、对社会批评的人物和旧学的积累,小说于鲁迅似乎没有写作的必要,事实上,鲁迅留下的小说作品的确数量不多,篇幅也不长。”

“屈就”,是王安忆找到的鲁迅之于小说的关系,“鲁迅之所以写小说,可能还是出于推动新文化的目的。胡适曾说,白话文能否成功,在于身体力行的实践。对于鲁迅和新文化一代作家来说,重要的还是用小说这个形式推动白话文、新文化,让大众都有可以享用的语言文化果实。”在王安忆看来,鲁迅对于小说写作十分“挑剔”,“他用词节俭,对于什么样的人和事可以进入小说相当挑剔,因为他眼中的大多数人和事都很不堪,写小说确实难为了他。以同样身为小说写作者的心境推想,找到可以作为小说写作的材料,是最难的事。小说写作者必须经常挑剔自己的写作对象,其实挺分裂。”

“如若不是被启蒙的人物挤压,如果不是这般战斗的性格、理想没有那么宏大,鲁迅的小说成就可能更大”,王安忆说,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作家,他们这一代小说写作者所继承的源流并非从传奇、话本而来,更多的是受到“五四”一代小说的影响,“‘五四’小说与之前的社会小说、民国小说最大的不同是,小说中有了一个‘观看者’,去‘看’世间百态,而之前的小说都是身在其中,没有人出来‘看’。有了和叙述对象拉开距离的叙述者,是我们从‘五四’小说中继承下来的东西。”

“世界博物馆日”,鲁迅纪念馆举行“博物馆之夜——鲁迅作品名家诵读”活动,曹雷等朗诵表演艺术家与市民爱好者共同朗诵“鲁迅与上海”相关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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