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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人韵士》:把心交给书写对象

2023年04月26日12:19 来源:思南读书会 作者:思南读书会 点击:

从左至右为卢新华、钱虹、袁志坚、汪澜

撰稿:蔡圣辉

4月8日下午,同济大学教授钱虹携其散文集《雅人韵士》与作家卢新华、上海作协原副主席汪澜、宁波出版社社长袁志坚做客思南读书会408期,分享各自关于文学、关于高考、关于大学的记忆。

把心交给书写对象

《雅人韵士》为钱虹近年来在学术研究之余写下的忆人散文结集。它既是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的求学札记,也是珍贵的文学承载和史料记录。全书分为三辑。“同道中人”是对卢新华、严歌苓、陈若曦等海外华文文学著名作家的侧写以及文学评述;“名人忆旧”是与巴金、余光中、刘以鬯等文坛大家的交往印象;“师恩难忘”是对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等授业恩师的缅怀。

“有评论家说这部作品从恢复高考切入、折射时代变迁,或许我的能力有限,不能完全做到,但的确是我写这本书的想法。”钱虹说。

钱虹

她谈到,既然是知人论文,她力求写出真情实感,这也是散文这种体裁的特性。余光中曾说:“散文家无以凭借、也无可遮掩,不像其他文类可以搬弄技巧,让作者可以隐身在其后。”钱虹认为,散文虽无法卖弄技巧,但能清楚呈现作者的才情、学识、人格、风度、气质等。如果思想匮乏、感情贫瘠、学问浅薄、气度狭隘,都会在散文中无处躲藏。“所以散文是最平民化,但也是最个性化的一种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散文不容易写。”钱虹说。

真情实感也是散文赢得读者的关键,“作者在散文当中不能说谎,不能虚构、不能粉饰、不能矫情。写老师也好,写文坛名人也好,写这些人和事时,我是真心地敬重、爱戴、佩服他们,所以才书写他们。就像巴金先生生前说过,‘把心交给读者’,我是把心交给《雅人韵士》当中每一个书写对象。”钱虹说。

三本书主义

1977年,卢新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他将关于文学和读书的心得总结为“三本书主义”,即有字之书、无字之书和心灵之书。

“读书首先是要读书本,书本是一个媒介,帮助我们更好地去阅读自然和社会。”卢新华说。他当兵时有幸接触到很多中外文学作品,比如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托尔斯泰的《复活》等。他在部队虽无暇写小说,但常在站岗时构思诗歌。他想,如果将来写小说,要师承的榜样便是鲁迅、茅盾、巴金等那个时代的作家,还有西方的托尔斯泰、雨果、莫泊桑和屠格涅夫。

卢新华

进复旦后,卢新华意识到,学鲁迅和托尔斯泰,学得再好还是比他们低一个档次,要做到“取法高”,必须“法乎自然”。因此,除了要读有字的书,还要读无字的自然和社会。他说:“对作家而言,用眼睛观察世界非常重要。这个人从你眼前过,他的举手投足都能反映内心,你要有这个能力,可以看出来。”

最后一本要读的是“心灵之书”,需要的是心之眼,是从里向往看的眼睛。卢新华谈到,释迦摩尼先后认识了自然和人间疾苦,但都没有觉悟,有一天他顿悟到过去所做的都是外求,于是反向内求,最终大悟。卢新华说:“释迦摩尼的觉悟是三个地方打通了,自然与社会都在他心里。我们自己就是大千世界,身体里每个组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一刹那间生生灭灭,大量的念头死去了,新的又出来,是这样一个过程。”

一条欢快小鱼

同样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汪澜坦言:“恢复高考对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个人来讲,意义更重大。每个参加1977年高考的人都经历了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她回忆,那时复旦的同学为了抢到图书馆的自习位,都吃完晚饭早早去图书馆,甚至因为进图书馆的人太多,数次挤破玻璃。正如钱虹在书中所写,“进入大学以后我就像一条欢快小鱼,无比酣畅地游进知识的海洋,又像一块干涸的海绵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书中的营养。”

汪澜

对于汪澜来说,大学不仅是知识的滋养,更是精神的解放,“那几年思想解放,对很多问题都有了新的思考。大学又是思想最活跃、最前沿的一个环境,对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这是影响终身的。”

现场读者

她提到,复旦大学的传统是欣赏“无用之用”,“看似对学业没什么作用的东西,但对人格的养成有作用。”比如有同学在学校的主干道出了整版的爱情诗,党委书记夏征农以个人意见与同学们商榷,在上面写爱情诗是否合适?双方约在饭厅讨论,当时的一位同学、后来的《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陈可雄,讲到激动时跳上了桌子。还有一次操办中外大学生联欢会,以《大学生圆舞曲》伴奏,编了一支集体舞,组织大家在青年宫的露天广场跳舞,跳着跳着成了华尔兹……

袁志坚

跟无数人对话

提及做学人散文系列丛书的初衷,袁志坚说:“把论文之余没用上的材料,用散文的方式写出来,既有史料性,又有文学性。学人散文把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就是中国文学的三大传统。一是诗,主情,二是史,是叙事,三是哲,哲学令人深思。通过学人散文打通文史哲传统和当下的关联,所以有了这套书。”

读者提问

谈到《雅人韵士》的选题用意,袁志军表示,想让它产生对话性,“书中写到的人很多,1977年不仅是他们的人生节点,也是中国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的重大转折点。当作者书写她的老师、朋友、她所理解的文学人物、文学事件以及文学现象、文学命运时,就是在展开各种各样的对话,还原到一个作家对他们的创作、讨论以及情感交互中去。”

嘉宾为读者签名

思南读书会NO.408简讯

现场:王若虚

撰稿:蔡圣辉

改稿:陈  思

摄影:迟  惠

编辑:邹应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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