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之恋下的战时德国

从左至右为王琼颖、葛军、徐之凯

撰稿：周欣怡

8月5日下午，华东师大学者葛君、上海大学学者徐之凯、苏州大学学者王琼颖做客思南读书会426期，围绕新书《隐秘之恋》，探讨二战背景下的德国社会。

重读二战德国

《隐秘之恋》梳理了德、法等六个国家的档案资料，从二战期间德国妇女与盟国战俘的“隐秘之恋”入手，开启一段尘封已久的小人物历史，揭开了战时德国大后方社会的真实面相。

葛君

葛君表示，书中关注到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对男女关系的影响以及纳粹对于国家权力和家庭父权的态度，展示了战争时期后方德国的复杂性，为重新认识纳粹德国提供了丰富资料。

王琼颖

王琼颖坦言，这本书打破了她的固有印象,“我以为战俘营是封闭强制隔离的场所，战俘是被完全剥夺人身自由的群体。很多时候，我们把战俘营和集中营画上等号，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她认为在这些战俘与德国女性的日常交往中，可以窥探到纳粹德国的司法体系、种族政治、语言等各方面。

徐之凯

作为二战史的研究专家，徐之凯谈到，随着时代变化，对于二战历史的解读视角也不断变化。《隐秘之恋》讲述了战争时期不同人群相互接近、相互融入的一段历史。在战争中，德国女性面临着家庭缺位，而战俘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生活环境中，他们都需要寻求一种正常生活的感觉。

他说：“他们不断接近，以此抵抗纳粹暴政。他们也许没有直接的破坏行为，但是这种关系的存在以及坚持，就已经动摇了纳粹信仰的根本。”

从家庭监狱到集中营

王琼颖谈到，在这本书的案例中，妇女大多社会地位低下，受教育程度不高，并未接受过纳粹的党性教育。因此，她们所做出的选择更多遵从于生理与心理的需要。在生活的压迫下，这是一种自发的选择。

现场读者

在徐之凯看来，纳粹的种族歧视首先是一种性别歧视，在这一问题上，纳粹从未自圆其说。他们一方面发动女性参与纳粹政治，另一方面却不让女性介入真正重要的生产活动，“对于德国女性来说，纳粹的女性政策是敌视的，是把她们看成提防管理的对象。对女性而言，战时的德国就是一个巨大的监狱，只不过是把女性从家庭监狱转移到其他集中营里。”

现场读者

“我们不光要考虑德国女性在二战时期的角色问题，还要考虑战俘为何会填补到德国生产当中。”王琼颖认为，这与当时的劳动力政策有关。因为经济导向转变，德国把大量男性劳动力投入到军备制造业上，民用建设的劳动力极度缺乏。

“德国不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而是顶一整片天。女性在这个时期，扮演极其重要的经济角色。” 王琼颖说。

千疮百孔的统治

王琼颖谈到，纳粹的统治千疮百孔。国家政策规定归规定，实施归实施，落实到生活中无法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控制。国家统治主要就是靠喊口号，而口号更多是国家层面的一系列政策，没有落实到地方。他们没有一套明确的可以对应到基层的办法，自身理论在上台前后也大相径庭，使得德国更加混乱。

对此，徐之凯表示赞同。他谈到，希特勒不是完全从自己制定的原则出发来解决问题，在具体治理中，他所强调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落实，“希特勒对他们未来前途没有清晰方针，很多是画了一张大饼，凭着战争的胜利化解矛盾。一旦法西斯战车停下来，原来所设想的一切全都变成泡沫。”

读者提问

在葛君看来，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的一大目标是要突出父权制在社会中的作用，就是那种一战前“父亲或者丈夫说了算”的传统德意志家庭结构。纳粹德国一方面用现代化的政治手段实施统治，另一方面又要试图回归一种前现代的社会传统，他们的理论是一种缝合的产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盟国政策。在《教父》和《英国病人》两部电影中，同样是个人情爱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矛盾，盟国显得更为宽容。

徐之凯说:“但无论纳粹还是盟国，都想对这种情爱做出政治性解答。其实无论怎么解读，都有悖于历史真相。即使后果可能有政治影响，但他们之间的接近没有政治性。这是在二战畸形的社会环境下，两个不同人群自然接触所产生的结果。”

王琼颖提到，战后双方一直试图对这些事做政治解读，却不为德国女性恢复名誉，提供相应补偿。

葛君表示，这种客观效果的抵抗难以界定，无法认定主观动机，“我们身处和平年代太久，没有经历过战争带来的社会变化。也许我们把战争过分想象成一场你死我活的冲突，双方划清界限。但其实完全不是，可能由于战争，双方反而更容易产生交集。”

思南读书会NO.426

现场：王若虚

撰稿：周欣怡

改稿：陈  思

摄影：隋  文

编辑：邹应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