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繁花》：再现沉船往事

从左至右为金理、杨怡芬、方岩

撰稿：鲁法浩

9月9日下午，小说家杨怡芬携长篇小说《海上繁花》与青年评论家、思南文学副主编方岩做客思南读书会427期，与读者分享八十年前“里斯本丸”号的沉船故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担任主持。

像带鱼一样古老而新鲜

1942年10月，日本军队征用“里斯本丸”号客货船押运1800多名英军战俘从香港返回日本，途经舟山附近海域被美国军队发射的鱼雷击沉。中国渔民不顾自身安危，划小船救起384名英军战俘。杨怡芬的新作《海上繁花》便是以此真实的沉船事件为基点，呈现了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展现了中英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坚定决心。

杨怡芬

问及创作缘起，杨怡芬回应，第一次在报纸看到这个故事后，她非常感动，“就像金理老师刚刚提到的照片中的带鱼，银光闪闪，古老而新鲜。“她不断反问自己，如果设身处地，能够去救人吗？她想厘清渔民勇敢营救战俘的原因，还有战俘被救后，渔民如何隐藏他们再送到重庆。“所以，是感动和强烈的好奇心引发了我巨大的热情，便开始写作。”杨怡芬说。

金理认为，书中细节描写十分到位，让读者对人性有全新的认识。比如渔民驾船去拯救英国战俘时，一个战俘发出疑问，换作自己，他会来救吗？渔民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冒着巨大的风险救素不相识的外国人？后来，小说中的翻译说到这样一句话，在渔民眼里，只要是在海里行将覆灭的一个生命，自己便有责任去营救。

金理

此外，细节不仅让故事情节更加完整，还增加了可信度。比如，书中详细讲述了岛上的西医如何救治发烧的人，以及被救的英国人如何将路费汇给东极岛上的救命恩人。金理说：“作者做了大量案头工作，一笔一笔落实到小说当中去，为小说落实‘物资’。”

限知视角下的传统故事

谈到阅读感受，方岩讲述了印象深刻的两点，一是战争对人性的改变。比如条约规定运送战俘的船要悬挂红十字的标志，但是日本人为了给敌方设置陷阱，故意不悬挂。

二是故事的层层堆叠。作者在故事中不断去挖掘史料，重建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去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小说中不断用人物视角去置换，‘换作是我，我会不会去救人’，体现出对普世人心重新的反检，由己及人，换位思考。

方岩

方岩说：“站在今天来看，历史问题很复杂。但重新反思并不是单向的，从历史角度理清线索，其实更有利于今天进一步思考自身处境。”

杨怡芬回应，她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世界，中国也是二战中的重要一环。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面对世界的态度始终是友好、接纳、和仁慈的。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同时也是一个勇敢而不狭隘的民族。

现场读者

她说：“虽然这是个传统故事，但我是用现代的限知视角来讲述，即人物只说他们知道的事情，只看到他们眼前窄窄的一片，就好像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手电筒，在暗夜里走路，只照亮眼前的地方。小说里每个人物，他们得到的信息、说出的话都限于他们的认知。”

漫长而匀速的写作

金理谈到，小说有两条脉络，一条是中日男女青年的甜蜜恋爱，另一条是“里斯本丸”的沉船事件。他向两位嘉宾提出，为什么会设计这两条故事线索？

现场读者

作为读者，方岩谈到，一方面，当历史事件涉及众多无辜生命时，如果平铺直叙，难以把握叙述语调和价值观，“一不小心就把历史事件写成猎奇，用猎奇塑造作家自我的道德感和崇高感，容易陷入道德陷阱。”另一方面，中日男女青年的恋爱表面是一个爱情故事，背后隐藏着历史的幽灵如何回荡在当下的日常中。如果想处理当下，只有正视历史，认识到复杂性才可以继续前行。

作为创作者，杨怡芬说：“两条线的设计是为了构造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虚构了一个写作者“我”，一部分是“我”与日本女生香织的相识、相知、相爱。另一部分是“我”写了三个小说，带着这三个小说到香织家里求亲。”同时，她谈到，自己的写作漫长而匀速，“可持续的慢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让自己与小说有更长时间的接触；二是叙述语调的稳定。”她说：“写作就跟打游戏一样，虚拟而又真实，如果能遇到几个全心投入的读者，我的幸福将是双倍的。”

读者提问

金理谈到，面对历史的幽灵，不应闪避，也不应自以为是，而应该时刻警惕，缓慢而郑重地反思。他说：“这也是小说所提供给我们的人性认知的两面。一方面很朴素，不管什么情况都要先救处于危难中的人。另一个是，我们在日常环境中是否可以保有善意，克制无名的火焰，多多反思。”

思南读书会NO.427

现场：王若虚

撰稿：鲁法浩

改稿：陈  思

摄影：迟  惠

编辑：邹应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