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语言的长河

从左至右为张曦、郜元宝、文贵良、李松睿、汤拥华

撰稿：蔡圣辉

3月9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贵良携其著作《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汤拥华，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研究杂志社副主编李松睿共同做客思南读书会第447期，在对谈中把握语言的流变，并以其为切口追溯现代文学的发生。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术月刊》杂志社副编审张曦主持该场读书会。

现代文学的发生

《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晚清至“五四”时期黄遵宪、严复、梁启超、林纾、王国维、章太炎、吴稚晖、胡适、鲁迅和周作人这十位“轴心作家”的文学汉语实践为中心，回归语言本位，沿着文学汉语的汉语造型、主体意识和文学形式等维度展开探讨，呈现语言层面的现代文学发生史。

文贵良

提及研究初衷，文贵良回忆道，在2006年左右，他的话语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厘清晚清以来中国书面语言及至普通话的发展脉络，以及与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关系。这是当时较少学者涉及的领域。从着手研究到最终成书，中间历经14年。研究路径是以十个代表性的作家为线索，从他们的语言实践中梳理出文学文体的流变。以黄遵宪为例，1879年《日本杂事诗》出版，然而在创作时他却面临着如何用中国传统旧体诗书写电话等新事物的困窘。最后采用的办法是以文言的形式对新事物做注释，这就打开了文学革新的空间。

郜元宝

在对文学汉语实践展开分析时，文贵良归纳道他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有理，即以翔实的例句为支撑，分析作家的字词句、语法乃至标点符号的变化；二是有情，即考虑在晚清民国的过渡时期，文化的冲撞和家国的动荡会对作家的主体情感产生怎样的冲击。比如王国维在语言观念上并不排斥新名词，对中国传统戏剧亦有研究，他本可能成为白话文学的开创者，并在“五四”新文学时期成为戏剧的代表人物。但若以他的旧体诗为窗口考察其情感结构，便会发现也许正是情感上的自我压抑阻止了他接纳新文学，甚至做出自沉的决定；第三是有文，即将语言和情感的变化最终统一到文本中，从而推论文体的发展。

张曦

张曦认为，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现代作家，如鲁迅、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之所以易于辨认，正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因此，文贵良的研究对今日的文学状态也深有启发，“作为生活在具体时代的、有深度的人，我们本不应该害怕我们的语言被人工智能取代。如今的恐慌在于，出于惰性，我们使用的始终是一套现成的语言，它容易被机器掌握。文贵良对于文学语言的持续关注，提醒我们要注重语言的独特性。”

从思想到文本

受到本书启发，李松睿注意到作家将未成型的思想转化成书面语言的问题，“从构思到成品是一项复杂的脑力劳动，它像是一只存在于头脑中的暗箱，具体的操作过程不得而知。但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个作家在暗箱中操作这个转化过程时会涉及到哪些层面，它将如何与传统和外来影响对话。”如鲁迅在写《示众》时使用白话，可能是考虑到小说应具备的启蒙效果。这个例子让李松睿联想到为农民写作的赵树理即使用文言文写创作提纲，小说却平白如话。另外，作家的生命经验也影响着他对词语的选择。在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时，翻译家普遍将某个俄语词汇译为“聪明”“英明”“英才”。

李松睿

李松睿认为“英明”一词最能体现原文中的反讽意味。而鲁迅则巧妙地将词语拆分成句子，译为“聪明、聪明、聪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成仿吾曾以“闲暇、闲暇、闲暇”抨击鲁迅，而后鲁迅将杂文集命名为《三闲集》。在翻译中采用类似句法，熟悉鲁迅的读者便能体会到其中反讽味道。“作者的成长环境、经历、对古文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预想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对文学形式的选择和白话文创作的方式，这一过程如迷雾般复杂且难以描述。但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指路明灯，让我们在解读时有迹可循。”

汤拥华

汤拥华认为，文贵良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文本阅读技术。读者能穿透文本回到作家的创作现场，看到他们在新词出现时如何怀揣忐忑与兴奋的心情将它们带入日常写作中，并在犹疑和确定的缝隙间逐渐开辟出新的写作可能性。在汤拥华看来，“这种阅读方式最重要的不是把语言和修辞当成难以进入的高级技术，再分析个中道理。而是让我们理解作家在面对各种词语选择时的矛盾和困惑，这正是文学最打动人的地方。”

语言的长河

李松睿认为，这十位作家的语言实践是在为今日立法。他们处于从文言向白话过渡的转折时期，无论是沿袭中国古典的语言规则，还是参照外来语言，他们的汉语实践经由语言学家的总结形成一套语法规范，从而决定了今日的语言状态。

现场读者

汤拥华将语言比作一条不会重复踏入的河流。每位作家的语言实践中都混杂着前人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在现有的词语中听到古老语言的回响，经由它回到生命的原初状态。另一方面，后人又会从前人的语言中继续汲取营养，规避他们遇到的问题，但同时面临独属于自己的难题。这一过程勾勒出了语言变化的历史，“好比一只盒子已经被球装满，为了放进新球，必定要拿走一部分旧球。这些最有原创性的作家正是这样不断创造着新的表达可能性。各种各样的问题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但是在语言的更新换代中，有一些退场了，而有一些登台。这就是人类发展和文明演进的过程，也许我们并不需要一个终极的答案，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能够确认人类配得上更新、更大、更丰富的世界。”

读者提问

郜元宝谈道，语言关乎一个国家的实力。在晚清民国时期，国人恐惧的并非是在西方语言的冲击下，中国的语言是否能够立得住脚，而是中国是否存在国语这一更为根源性的问题。严复只看到了国家强强盛对语言流行的作用，却没有看到语言对国力的反作用。“但现在语言学上提出了语言实力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能力都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唯有强化语言能力，国力才能强盛。”郜元宝如是说。

嘉宾为读者签名

思南读书会NO.447

现场：王若虚

撰稿：蔡圣辉

改稿：郭  浏

摄影：迟  惠

编辑：邹应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