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5日16:22 来源：未知 作者：创联室 点击: 次
第五届中俄青年作家论坛于2025年12月1日至3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举行，回到最初的“启航之地”。本届论坛被纳入“中俄文化年”的整体框架，同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中俄文学周”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有来自中俄两国的40余位青年作家代表以及合作单位的嘉宾、学者与会。开幕式由文学研究院郑体武教授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岩松、俄罗斯作家协会副主席弗拉季斯拉夫·赫姆斯特、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副主任郑磊、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毕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论坛设置主旨发言、大会发言与自由讨论等环节，贯穿始终的是以文学为桥、促进中俄青年创作者深度对话的宗旨。中俄两国作家与学者围绕文学传统与新时代语境下的书写、反法西斯斗争与文学中的民族记忆等议题展开交流，集中呈现了两国文学互鉴的广度与深度。除主会场活动外，中俄作家们共赴崇明创作采风并与当地作家举办文学沙龙，在上海市作家协会举行座谈和中俄诗会，让这场珍贵的“十年之约”从校园延展到城市与江海之间。
一、以笔为桥：十年辛苦不寻常
中俄青年作家论坛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郑体武教授与俄罗斯作家协会外委会主席奥列格·巴维金携手发起。自2015年在上海举办首届以来，论坛先后于莫斯科、上海和圣彼得堡接力举办，今年再度回归上海。十年间，论坛累计吸引中俄双方120余人次作家参与。作为当下中俄作家间唯一的机制化文学交流活动，它在深化两国人文交流、推动当代文学对话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李岩松校长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十年辛苦不寻常。论坛至今已举办十年五届，在两国文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不少参会者已成为文坛翘楚和中坚力量。同时，论坛在两国作家之间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和促进合作方面起到的桥梁作用也广受好评。”他期待与会青年作家以文会友、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为中俄文学交流谱写新的篇章。
赫姆斯特代为宣读了俄罗斯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尼古拉·伊万诺夫的贺信。贺信指出：“过去十年中，论坛已经成为中俄文学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活动；中俄两国是友好睦邻，两国关系充分体现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精神。在‘中俄文化年’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背景下，本届论坛对于提升两国人文合作、增进人民相互理解与友谊具有特殊意义。”
郑磊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在致辞中高度评价论坛十年来在促进两国青年作家交流与互译方面取得的成果。他指出：“这十年是中俄文学交流互鉴日益深化的十年，更是两国青年作家以笔为桥、结下深厚情谊的十年”，并表示中国作家协会将继续通过作品翻译推广等项目深化中俄文学交流，让更多优秀作品走进彼此读者的视野。
毕胜代表上海市作家协会向中俄嘉宾和青年作家致欢迎辞。他指出，论坛在十年间见证了“中俄青年创作者的携手同行和互学互鉴”，并寄语与会青年，以论坛为契机加深相互了解，创作出“更多反映两国人民心声、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的优秀作品”。
开幕式不仅是对中俄青年作家论坛“十年辛苦”的一次回首，也为下一个十年搭建了新的出发点。中俄青年作家将在这一平台上持续携手，书写各自时代的经验，让中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在彼此的语言、读者与公共空间中，保持更为鲜活的在场。
接下来的主旨发言则进一步把中俄人文交流的宏观愿景落实到更具体的经验与机制之中，既回望已有成果，也展望了两国青年作家合作与对话的广阔前景。
作为论坛发起人之一，俄罗斯作家协会外委会主席巴维金回顾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中国同行推动中俄文学互译与作家互访的经历。他指出：“文学是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沟通的一座桥梁。每一座桥梁都需要相应的支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的翻译团队正是中俄文学交流得以持续的重要支点。”他高度评价中俄青年作家论坛在深化友谊方面的作用，认为论坛堪称“两国人民友好的一个典范”。
另一位发起人郑体武教授则从三个方面总结论坛的特点：一是始终把青年放在中心位置，成为目前中俄文坛唯一面向青年作家的长期交流平台；二是注重扎实落地，每届都会提前征集作品、结集互译并在两国重要刊物发表，让参会作家的创作真正进入对方读者的视野；三是十年来基本保持每两年一届的稳定节奏，在两国作家协会等机构的持续支持下，论坛影响力和青年作家参与度不断扩大。
长期致力于中俄文学交流的汉学家、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罗流沙（阿列克谢·罗季翁诺夫）教授把视角转向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近况。他提到，中国文学在俄罗斯曾一度较为边缘，其传播经历了“披荆斩棘”的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近十年，相关出版逐步实现跃升，既包括严肃文学，也包括网络文学。莫言、余华等中国作家获得俄罗斯重要文学奖项，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外国文学排行榜中的位次不断上升，前景可期。
《莫斯科》杂志主编、俄罗斯作家协会理事弗拉季斯拉夫·阿尔焦莫夫则从俄罗斯文学内部谈起，把焦点落在“文学期刊”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上。他指出，自19世纪以来，期刊一直是俄罗斯文学生活的重要平台，而在出版高度商业化的当下，虽有少数期刊坚持以艺术标准选稿，却普遍面临稿费偏低等现实困境。他由此呼吁社会重新重视文学期刊的文化作用，并切实提高作家报酬。
本次论坛的主旨发言将“文学之桥”的内涵具体化为几根看得见的“梁柱”：既有两国文学期刊仍在坚持的审美标准与公共性，还有以中俄两国优秀译者为支撑的互译机制，以及高校、作家协会等单位的长期投入。正是这些牢固的基础，使论坛得以顺利走过“十年五届”，并让青年作家们的相遇不止停留在会场，更通过互译与互刊真正进入对方的读者与社会生活之中。
二、文学之光：中俄青年文学交流
文学常被说成“光”，它未必耀眼，却能在信息涌动的时代将现实照亮，也让不同语言的人彼此看见。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它照见人心深处的热与痛，也留住一个时代的温度。本届论坛的大会发言，正是在这样的“光”里展开。发言共分三场，分别由俄罗斯青年作家安德烈·安季平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煦、中国青年作家魏思孝与俄罗斯青年作家叶莲娜·安季波娃、俄罗斯青年作家伊利亚·卡拉梅舍夫与中国青年小说家郭爽联合主持。发言围绕媒介变局、文学传统、历史记忆等线索展开，集中展现了青年创作者对文学的新思考。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短视频与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下，“文学何为、为何书写、如何书写”成为许多青年作家的共同追问。戴萦袅强调“文学探寻人生的可能性，永远服务当下，照亮前路”，表示在短视频与AI时代仍坚信每个世纪都是文学的世纪，中俄青年文学交流正是共同守护“文学之光”的重要契机。栗鹿则思考在短视频和AI使现实变得模糊的时代，文学如何继续存在。她认为幻想是拓宽现实边界的一种方式，写作是在捕捉属于心灵空间的现实，是“AI不知道的事”。
在媒介变局之外，几位发言者把目光投向写作的主体与语言的边界。张滢莹谈到，自己不信任影像，却信任文字。她回顾女性写作从被贴上“身体写作”“细腻”“温柔”等标签到主动发声的历程，呼吁女作者跳出模板与“页边线”的规训，持续寻找真正“说出自己的话的方式”。徐萧从自己由东北小镇到上海的经历谈起，指出自己这一代诗人普遍处于“无故乡性”的漂泊处境。他主张在传统与现代、乡野与城市之间，以自觉的中国性书写真诚地回应当下，将诗歌视为“面对时间”和“为伟大的不确定性而写”的实践。
一个写作者的语言从来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总要在某种传统里“蓄力”。发言中被反复提及的，还有中俄文学经典对个体文学与精神世界的塑形。周幼安认为中俄诗歌汇成一条双向的精神航道，在“信息爆炸而意义稀薄的时代”持续滋养青年创作者。她回忆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歌入门，在“火山般喷薄的情感强度、近乎绝望的真诚”和中国诗歌的含蓄悲悯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诗学立场。邹胜念从“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谈到“月亮”阿赫玛托娃，认为“苦难，成为在诗人代际间流传的遗产”，她在重读《致大海》等经典时重获源头性的归属感，也在自己的写作中借大海等意象与俄罗斯诗歌传统对话。郭爽则把目光投向契诃夫：他以抒情与象征写尽每个时代的新与旧，让个人纪事超越家庭编年史，成为一代人的悲歌。她由此谈到，《三姐妹》《樱桃园》等戏剧如何成为自己在小说《九重葛》中书写中国语境下家族与时代兴衰的重要范本。
文学不止是书页与屏幕上的文字，更是文化记忆的容器：独特的历史、山川河流与气候，都会在语言里沉淀成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多位青年作家正是由此谈及文学中难以替代的民族性与精神底色。童作焉认为，俄罗斯诗歌一方面扎根民族苦难和历史，是黑暗中的光明载体，另一方面又将本土经验提升为人类共通情感的“世界写作”，令本土叙事获得了普世意义。龚万莹以“俄罗斯文学就是一场雪地奔跑，寒冷中带着热切”形容俄罗斯文学带来的震荡与安慰，并以“奔跑的人”为隐喻串联起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加科夫等作家。瓦尔瓦拉·扎博尔采娃借谢尔金短篇《仅供消遣》呈现俄罗斯北方文学的精神气质：白海孤岛上，两兄弟在死亡面前“平静而宽宏”，在砧板上刻下“仅供消遣”的字样，把劫难化作对生命与美的礼赞。魏思孝则从战争中的普通人切入，重读巴别尔以苏波战争为背景的小说《骑兵军》，指出那种冷静而精确的叙述直抵战争的残酷，让“生命之轻”无需煽情也足够刺痛。
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站在这一共同的历史刻度上，中俄两国在并肩抗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塑造了相近的价值底色，也为互译与对话提供了最坚实的落点。当亲历者渐行渐远，写作便承担起替时代“记住”的责任——不仅保存悲怆，更让记忆转化为对和平薪火的守护。安季波娃以二战时期的民歌、诗歌、寓言等为例，比较中俄在战时重新唤起民间口头创作传统的相似经验，强调民间创作是民族意识的重要载体，并指出“对各自民族文化的敬畏之心以及用文字表达情感与愿望的悠久传统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亚娜·伊什穆哈梅托娃回顾中俄反法西斯文学与互译传统，指出共同的斗争经历在两国作品中凝聚为若干一致性的母题——保卫祖国的道德义务、面对苦难的坚韧不屈、对法西斯暴行的严正控诉。她强调文学既是保存史实的见证，也是抵制遗忘与篡改的文化防线，并在持续的出版与交流中充当跨文化对话的纽带，承载历史记忆与团结共识。
此外，奔萨国立大学“文学与文学教学法”系主任安娜·季马科娃梳理了本届论坛俄方青年作家的作品，指出当代俄罗斯诗歌在战时经验、北方记忆与宗教意象中持续追问生活的意义，寻找自身在世界的位置，并强调世界依然以爱运转，但在当代抒情诗的镜像中，它已“比爱更博大”。卡拉梅舍夫以他发起并编纂的图书《我们的全部：50位当代作家评述50位俄罗斯散文经典大家》为例，反思俄罗斯青年作家对中国文学缺乏了解的状况，呼吁中国同行编写由当代作家评述本国经典的选本，将“能代表中国文学精华的所有经典大家”介绍给广大俄罗斯读者。
本届论坛的大会发言更像是一场青年作家们的“集体自我追问”：我们为何仍然需要文学？我们正在怎样的世界里书写？又该如何书写？我们欣喜地看到，中俄青年创作者们既不回避时代的创口，也拒绝陷入抽象的悲观，而是从战争书写与日常生活、从经典传统与技术冲击的交汇处出发，为语言重新划出一块属于人的精神领地。正如多位与会作家所指出的，中俄文学在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与尊严、追寻爱与信仰时呈现出高度一致的价值取向，也正是这种相近的精神内核，为彼此的理解与对话提供了更牢固的基础。
相对于大会发言的集中陈述，自由讨论以即席问答的形式展开，气氛热烈而深入，话题从写作生态延展到审美差异、古典传统与现实压力。这一环节由中国青年诗人童作焉、俄罗斯青年诗人丹尼斯·卡尔诺夫主持。参与讨论的，既有成长于网络时代的青年作家，也有经历体制转轨的前辈诗人；既有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上海等大城市的写作者，也有来自俄罗斯边陲小城、中国海岛与普通城镇的声音。
首先被推到桌面上的，是“写作生态”这一现实前提：谁在写、写给谁、又如何被看见。季马科娃从本次与会作家作品选编出发，好奇中国诗歌与小说写作者的体量与分布。徐萧回应称，就上海而言，小说、散文等文体作者确实多于诗歌；但放眼全国，诗歌写作者与爱好者群体庞大，难以准确统计。短视频等新媒介扩展了写作与传播的渠道，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诗歌读者，因此写作者更需要回到具体生活现场，与人的真实处境重新建立联系。
在此基础上，讨论自然转入“文学如何呈现世界”。格里高利·舒瓦洛夫指出，不少中国诗歌偏向内省与静观，而俄罗斯传统常通过抒情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与博弈来呈现“一种不断运动的生活”。马克西姆·别索诺夫补充道，中国作家常细密呈现人物的内心活动，所关切的不仅是自我，更是自我所置身的世界。龚万莹则表示从俄罗斯文学中感到一种向上的张力——在“内心的挑战”与“外在痛苦的击打”之间，写作者仍会抬头看向更大、更高、更远的存在。
谈及个人写作灵感的源流，郭爽提到《山海经》等中国古典叙事的丰沛想象，认为“想象力对现实的超越”在某种意义上为现代写作提供了穿越困境的路径，也抚慰人的孤独。栗鹿回忆童年阅读俄罗斯童话绘本《雾中的刺猬》的体悟，坦言自己的语言曾被这些故事悄然塑形，而后来在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中，她又在“陌生的语言”里辨认出一种令自己无比亲切的声音。
当讨论触及作家身份与现实压力时，有中国作家询问俄罗斯同行如何在高消费时代维系写作。扎博尔采娃坦言：“我首先是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的人，然后才成为了一名作家”，是否以写作为主业并不妨碍在生活中持续观察、积累素材。老一辈诗人代表阿尔焦莫夫则回顾从苏联时期相对稳定的文学体制，到90年代后市场化带来的压力变化，直言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过度向商业化倾斜会削弱对民族性的感知，并强调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穿什么、吃什么”这些表层的异国情调，而在于作品中持续散发的一种精神气质。
三、崇明之行：江海交汇，文心共鸣
12月2日，中俄青年作家代表一行乘车前往上海生态腹地——崇明岛。车辆经上海长江隧桥驶向江海交汇处，窗外江面开阔，远处偶有三三两两的水鸟掠过水面。它们，也像是追随十年航程的一支“小队”，为来自远方的写作者指引着新的岸线。
采风的首站是位于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中华鲟梦园”，崇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区文联主席倪向东专程陪同参观。作为“长江口生态卫士”，园区以保护中华鲟这一濒危珍稀物种为核心。走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红色标语。讲解员从这里展开介绍园区“救治—繁育—野化—放流”的全链条保育体系，罗流沙教授全程翻译。随后，代表团近距离观摩养护水箱中不同体型的中华鲟：一尾尾大小不一的鲟鱼在如梦幻般的蓝色水体中缓缓游弋，恍若一封封从远古寄来的信。这些“水中活化石”也仿佛标注出时间的刻度：它们在人工的守护下回归自然，在江海之间绵延生息。在这里，“生态文明”也不再是抽象的观念，而有了可见、可感的生命形态。
随后，作家们来到布布瀛非遗文化基地，走进崇明土布传统纺织技艺的传承现场。园中枫叶正红，室内陈列着几张近百年历史的斜织机，木质构件已被岁月磨得温润。阿尔焦莫夫在当地土布传承人手把手的指导下，俯身转动木质纺车的摇柄。细线在两位白发老者的指尖间被一点点拉出、缠绕，把远道而来的客人与江南旧时技艺悄然“缝”在了一起。交流之中，当地向导也特别介绍了非遗项目在乡村振兴中的多重意义：一方面让传统手艺以更现代的方式进入日常与市场，带动文旅融合、就业与增收；另一方面也让乡村文化记忆获得新的载体，在更新的生活方式中代代延续。
其后，代表团深入新河镇实地探访，亲眼见证中国式“美丽乡村”建设的当下图景。作家们漫步于庭院与村道之间：雅致的二层民居、整洁的村道景观、便捷的利民设施与花木掩映的竹篱小院彼此嵌合。这里既保留乡土肌理，也吸纳现代治理经验，使“宜居、宜业、宜游”从宣传语变成可以落脚的现实。俄罗斯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在农家的橘子树间穿行、驻足留影，感受俄罗斯冬日里少见的绿意与暖色。来自西伯利亚卡扎尔基镇的青年作家安季平感慨道：“这里的乡村和我们俄罗斯的乡村迥然不同，它激起了我们的创作欲望，也让我们对中国的时代变迁更加好奇。”
下午，代表团前往新河镇党群中心参加主题为“江海交汇·文心共鸣”的中俄作家文学沙龙。沙龙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创作联络室副主任杨绣丽主持，崇明作家协会会员及《春蚕》杂志二十多位作者代表一同参与。崇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立俊致欢迎辞，他介绍了崇明作为长江口“绿色明珠”的生态与人文底色，并期待来访作家在江海之滨收获灵感与友谊。《春蚕》杂志主编施跃鸣随后介绍这份扎根海岛的文学刊物，强调其长期关注并扶持本土写作者，记录时代变迁中岛民的生活与情感。郑体武教授则手持《莫斯科》杂志，代主编阿尔焦莫夫介绍这本以发表文学作品与文化评论著称的文学期刊。
以崇明“东海瀛洲”的地理文化意象为引，代表们从岛屿生态谈到乡村记忆，从儿童和民间文学谈到地方叙事与当代生活的联结。多位青年作家分享了此次采风的触动：周幼安等中国青年作家表示，这是第一次来到崇明岛，也在与俄罗斯作家并肩行走、面对面交谈的过程中，建立起更多文化层面的联系。来自伏尔加河流域雷宾斯克的卡拉梅舍夫讲述了此行获得的中文名字“梅山”，源自中国当代诗人张枣《境中》中的句子——“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扎博尔采娃感叹中国海岛乡村冬日的生机，并现场朗诵自己描写故乡的诗歌《北疆冬日》：“北疆冬日，皑皑无垠，六月夜穹，茫茫无边，/大海——不知是否刻意——也称作白海，/此生愿以素白，重新展开……”在不同语言诗歌的韵律之间，崇明之行也实现了它最朴素的意义：把江海之滨的所见、乡土之中的温情，化作可以互相递送的词句与记忆。
四、“结营的鸟群飞向苍穹”——访问上海作协暨中俄诗会
12月3日下午，中俄作家代表则来到位于静安区巨鹿路675号的上海市作家协会。银杏尚未被初冬褪去颜色，湿润的地面洒着斑驳的金黄。步入会议室，阳光透过绘有紫色葡萄的玻璃窗倾落在屋墙的作家画像上。
在亲切而庄重的氛围中，中俄作家围坐一堂。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孙甘露首先致欢迎辞。他高度评价中俄文学交流的悠久传统与现实意义，指出此次论坛不仅为新时期两国青年作家对话搭建了重要平台，也是两国文学友谊与人民情谊的生动见证。随后，他简要介绍了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发展沿革，提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名家、大家都曾在此工作”，始终是培养优秀作家的园地。
接着，上海市作家协会外事处处长胡佩华介绍了在座的作协成员，并重点推介了由上海作协主管的两本文学期刊《收获》和《萌芽》——前者承续巴金先生所奠定的传统，以稳健的笔锋沉淀当代文学的重量；后者则面向青年写作者，以发现新人、催生新声为己任。随后，《收获》副主编李小林与《萌芽》副社长吕正分别补充两刊的用稿取向与编辑原则，进一步勾勒了它们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中的位置与作用。
俄罗斯作家协会外委会主席巴维金表达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喜爱，以及对中俄文学合作前景的乐观期待。随后，他逐一介绍在座的俄罗斯青年作家代表，笑称其中一些作家已不止一次参加论坛，可谓上海作协的“老朋友”。此外，本届俄方代表来自不同地域与不同行业：有高校系主任、中学教师，甚至还有物理学家——“是对文学深沉的热爱把他们汇聚到一起”，巴维金动情地总结道。
在自由交流环节，阿尔焦莫夫以文学期刊主编的经验，谈到全球化和媒介变革对传统纸质期刊带来的压力：传播手段愈发便捷的同时，也在不断蚕食传统读者和写作者的阵地。他邀请中方作家和编辑共同思考应对之道。徐萧认为，文学写作的不确定性本身也包含了写作对象和写作环境的不确定性，当下的困境或能激发更鲜活有力的表达，因此更需在变动中坚守文学初心。李小林则结合《收获》的办刊实践，分享了通过长期培育与期刊气质契合的作者群体、建立长效沟通、不断吸纳新作者的经验。最后，中俄双方互赠各自的刊物。这些带有温度的纸本，是一份带得走的纪念，也是下一次会面的“请柬”。
傍晚，本届论坛在上海市作家协会中厅举行的“结营的鸟群飞向苍穹”中俄诗会暨闭幕式里落下帷幕。孙甘露主席在致辞中回忆，这里曾多次迎来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与作家朋友，因而在此举办诗会别具意义。他还追述了自己参与并见证论坛初创的往事，以及早年访俄的经历——循着普希金、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的足迹走进他们的生活与文本，感受俄罗斯文学深处的民族性与精神气质。言毕，他把时间交还给诗与诗人们。
诗会是中俄青年作家论坛的惯例活动，今年尤显特别：年逾古稀的阿尔焦莫夫以老一辈诗人的身份出席，与青年诗人同场互动，形成两代诗人跨时空对话的珍贵场景。本次诗会的标题正是援引自他的诗歌《瘟疫》：
结营的鸟群飞向苍穹，
洗劫了我，摧毁了我，——
我失聪，听不见有隐喻的声音，
我失声，说不得有韵律的话语。
我还在游荡，可我还能做什么，兄弟们？
只能仰望天空，等待春天，
我相信，那些鸟儿终将归来，
被夺走的一切，它们终将归还。（周一夫译）
本次诗会由舒瓦洛夫、周幼安与张煦共同主持。中俄诗人两两结对成11组，先各自朗诵原创诗作，再由对方朗诵译文。俄语韵脚的起落与中文节奏的停连，在同一间屋子里和谐地“奏鸣”。当然，每一首译诗背后，都有译者在两种语言之间反复推敲的身影。他们，也是为这场“十年之约”默默护航的人。诗会间隙，上外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刘茜以古筝先后演奏《雪山春晓》与《红莓花儿开》。同一件乐器在两支民族旋律之间自然切换：前者如高原春雪初融，清冽悠远；后者像田野小河边的歌声，亲切明亮。而音乐与诗歌，在本质上共享同一种节奏，无形，却直抵人心。
在朗诵与对话之外，诗人与作家们也不断在精神层面“对读”。阿尔焦莫夫在发言中引用了孙甘露先生被译成俄文的先锋小说《忆秦娥》中关于“记忆”的片段，颇为惊奇地表示这与他此前的创作简直“不谋而合”。徐萧则特别讲述了自己诗作《费尔班克斯142路与劳作》中那辆公交车的来历——它原本被停放在林中，作为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的临时庇护所，而在他看来，文学正如同这样一座庇护所，为所有热爱文字的“漂泊者”提供心灵的栖居地。周幼安则借由伊什穆哈梅托娃的诗歌《真正的相遇发生在告别之时……》抒发了感想：“我们在这个冬日相聚，既用诗歌取暖，也用诗歌为所有的相遇送别。”
在诗歌的余韵中，中俄青年作家们纷纷拥抱致意，用最朴素的话语表达欣赏与不舍。别索诺夫略带哽咽地说道，前不久他刚辞去了稳定的中学教师工作，正处在游移与不安之中，而这次论坛给了他意料之外的鼓励，让他在结识志同道合朋友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继续写下去的决心。喜欢老舍的伊什穆哈梅托娃在龚万莹等中国作家的帮助下，收获了“月牙儿”这个中文笔名。临别之际，这位来自乌拉尔地区的“月牙儿”含泪表示，从未想过能在遥远的中国遇见如此心意相通的“兄弟姐妹”，这片热情的土地与短暂而紧密的相聚，将成为她珍藏一生的回忆。
作为中俄青年论坛的发起者之一，郑体武教授在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他感谢各合作单位的支持，以及组委会、志愿者的细致工作，也为作家们展现出的才华与真诚所感动。他表示，论坛走过十年，靠的是一届届把事情做实，并期待未来继续以稳定、务实的平台，让这份跨越国界的文学情谊长久延续下去。
五、余波：“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
十年来，中俄青年作家论坛从上海出发，往返于莫斯科河、涅瓦河与黄浦江畔，已经成为两国文学往来中一条稳定而开放的航线。而近一个世纪以前，同样在上海，熟稔俄罗斯文学的巴金先生写下《激流三部曲》的序言，“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今天，这条连接三座城市的文学航线，正是在各自“生活的激流”中艰难开辟的一条共同水路，在时代的碎石间寻找通向他者的可能。
与以往几届一样，本届论坛再次见证了友谊在文学之上的生长。许多俄罗斯作家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次与中国同行面对面交谈，对城市风貌、读者面孔以及当代中国文学都感到新鲜而好奇。不少中国作家则从青年一代的俄罗斯诗人、小说家身上，看到了经典传统在当下的延续与变奏。还有一个事实也一次次被印证——中俄文学虽根植于不同的历史与土壤，却在对个体命运的关怀、对苦难记忆的书写以及对未来世界的追问中息息相通。从战时记忆到城市化进程，从“无故乡性”一代的迷惘到短视频与人工智能对书写的挑战，大家谈论的不只是各自的写作方法，更是在不断求索：文学如何在今天继续说话，又如何被另一种语言真正听见。
本届论坛并没有给“文学何为”“如何书写”等问题画上句号，而是把它郑重地交还给每一位参与者。也许，正是在一次次“结营”与再出发之间，在每一个与书页和文字为伴的日常里，中俄青年作家将继续证明：只要还有人执着地写下句子、还有人认真地把它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学的鸟群就不会真正失散。它们会沿着这条在十年中一点点显影的航线，不断分散、停驻、再度起飞，终在更高的天空汇合，带回曾经从我们身边飞走的光与回声。
供稿：王思齐、张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