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29日11:55 来源：现代中文学刊 关联作家：孙甘露 点击: 次
仔细想想，由我来编《为什么要读孙甘露》，实在不那么合适。理由当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随着我对孙甘露作品（包括随笔、访谈等）及其相关研究论文（包括批评文字）阅读数量的增多，越来越觉得准确而全面地把握孙甘露其人其文恐非我所能，当初应承编辑此书的冲动和自信因此而一点点地减少。当然，我清楚，编辑一个作家的研究资料是文学史和文献学意义上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说，可以与对该作家的理解进行切割处理，但是，在心底里，我并不认为那样的做法是合适的。如果一个研究者对其所要研究的作家作品缺乏根本的把握能力，怎么可能对该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有正确的定位？由此又如何把握那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他又将根据什么来准确判断这些研究成果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是否具有文学史和文献学的价值呢？
但世间偏就多阴差阳错的事，便再添一个也无妨。更重要的是，孙甘露不仅为当代汉语写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经验，而且，当我们将这一经验置于当代乃至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以及文化史的脉络中把握的时候，它就并非只属于孙甘露个人所独有，尤有甚者，孙甘露与其所寄居的这个城市——上海之间的关系远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我想，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多维交织的网状组织，孙甘露则是诸维汇聚、缠绕的那个“结”，譬如作为观念、形式和方法的先锋与都市经验的关系，这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先锋小说显然并非文学实验的纯粹形式探索，而应该将其扩大、深入到精神、气质，以及感知方式等层面。虽然从90年代后的研究成果看，对孙甘露的写作与上海的都市想象已经有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似乎并未全面展开。在都市化全面推进的今天，在上海更快地跻身全球化城市的当下，这一点理应有相应的关注。更进一步说，上海的历史和现实，乃至未来，在在都极其紧密地与整个近现代及当代中国相关联，因此，生长于这个城市的文学也就不能简单地视为个人性的成果，而是关乎中国文学“现代化”走向的重要参照，说得极端一点，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作家及其写作都可以看作中国20世纪以来文学某一或某几个时间段的缩影。更何况是孙甘露这样的作家。于是怀抱着忐忑，更多的是，对写出了那些我难以把握的作品的作者（孙甘露先生）的敬畏，对写出那些评论和研究文章的批评家、学者，当然，还包括那些孙甘露的访谈—对话者的羡慕，继续努力地读，想，并选择着，直至最终完成该书的编定，并期待此后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实际上，这个选题早在2007年年底就定下来了。2006至2007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孙甘露作品的系列，将早先的作品重新辑集，又将新作添加进来，装帧设计成一套单是从视觉上就颇有先锋特色的作品集。我看了，很是喜欢。不记得什么别的事/场合，见到时任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社长、总编王为松兄，也不知怎么就谈起由出版社与我就职的同济中文系合作主办孙甘露作品讨论会，后来又由为松兄请动上海作协。于是有了名为“开端与终结：孙甘露与80年代先锋文学的命运”的会议，时间是
选题确定了，按理应该就可以着手做，可那时孙甘露向外界透露的新长篇写作进展似乎颇为顺利，也就想等到新作面世后一段时间再着手，以便尽可能地蒐集更全面、更完整的资料，以期呈现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无奈，一个坚持文学探索是“比缓慢更缓慢的工作”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说，其写作过程就是一个无限延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书写的几乎所有方面的极致追求始终在与预先设定的时间的计划相搏斗，而其结果几乎总是对时间的完胜，换在“时间”的立场上说，无往不胜、无坚不摧的、一个被视为现代之铁律的“时间”，在如此坚决的追求意志下，终于惨败了。在这个意义上，孙甘露的写作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现代性的顽强抵抗。然而，孙甘露和孙甘露式的写作的胜利结果便是这本研究资料集的拖延。
如此交代自然包含了为我自己的疏懒辩解的意味，但实在地说，我喜欢这“比缓慢更缓慢”的孙甘露式的写作方式，更严格地说，它是一种精神，当这种精神在越来越广的层面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想，那时的世界一定比如今可爱。
且请允许我继续这强作解人的勾当。对理解孙甘露而言，在他所有的文字中，就其直接性而言，我觉得，也许没有比这篇短短的《比“缓慢”更缓慢》更合适的了。“缓慢”关系速度和效率等现代概念，更准确地说，是反现代的概念。仔细想一想，“缓慢”中其实包涵有停顿的意味，只有停下来才能达致真正的舒缓。但停在哪里呢？当然是停在此时此地。于是，此时此地就成为一个点。但这个点乃是国画中饱蘸墨水的笔不经意间落在宣纸上的丰润充盈的点，充满着向外的内力（抽象派画家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对“点”有很精彩的论述，虽然他说的是西洋画点线面的“点”，其理一也。但我们也还是能体会，无论如何，西洋画布上的“点”，其丰润根本无法与宣纸上那一点相提并论）。虽是向外，却又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外部的迫压和内里的凝敛。于是，从凝敛的内心出发，走向遥远的回忆；当回忆被精致地编织成语言文字，也就是它向外的实践，无论其力量大小，但必须承认它是一种实践，只要实践在持续，无论其多么缓慢，日积月累，就必然生成力量。这力量既源源不断地供给着自身，也为同道提供滋养。
“缓慢”是身体的一系列动作以富于节奏和韵律的方式呈现的姿态；“缓慢”是心灵以秋夜的水气凝为露水的方式面向世界，接受消息，再返回自身的过程；“缓慢”是老牛吃食、反刍的形象，仿佛经历了一切似的，于静默中体验刹那和永恒，在不变的动作中含其英咀其华；“缓慢”是明镜似的秋水，没有波光，只有透澈；“缓慢”是观照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最美妙的姿势；但“缓慢”不是老僧入定式的看破红尘；“缓慢”是疾风暴雨后选择并练就的品质；“缓慢”是吐丝结茧；“缓慢”是抽丝剥茧；“缓慢”是回忆最妥帖的形式；“缓慢”是平静应对现实的有效姿态；“缓慢”是进入未来最优美、从容的身影，因此，“缓慢”是最优雅的优雅……
无需再班门弄斧，鹦鹉学舌，这自然是对孙甘露的拙劣模仿，而我也已经词穷。但我还是要说，这个拙劣的模仿是我对孙甘露及其独特表达方式的理解。而且，我的模仿也是为了表明，《信使之函》的表达并非如批评所说，是语词的堆砌，是空洞的能指。我想它是孙甘露以诗人的笔致，更重要的是以曾经的邮递员的感受，在极其出色的诗的想象力的催动下，所表达的对“信”所关联的无限可能性的遐想和冥思。
“信”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还是集体、民族、国家等等，在电报、电话普及之前，“信”几乎是连接两个不同空间的人（群）最重要的手段。“信”在中国的传统中更直接地与情感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家书还是情书，文人墨客正是在这一点上才赋予其浓郁的诗意。即使在电话普及的时代，仍然有很多人固执地以“信”的形式彼此传达情意，传递消息，互通有无。这种看似简单的书写、投递、收阅，其实于人心、人情乃至社会都有莫大的意义。有意思的是，如今手机和网络普及，谁还在写信？谁还能读到亲切得令人感觉不到距离的信？据政府有关部门统计，现在，原来被称为“信”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是广告，它们也有一个专门名词：垃圾邮件。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信”将永远消失。世界上再也没有幸福的写信人，更没有幸福的读信人。
写信、读信的人是幸福的，但信使是孤独的。孤独的信使在街道和弄堂中孤孑地穿梭，想象着别人的幸福，当然，那其中一定也有痛苦，甚至有不少就是噩耗。但也许，正是这样春夏秋冬、日复一日的穿梭和行走，培养了敏感的信使杰出的想象力。
而且，我甚至觉得孙甘露之所以如此擅长并喜用各式比喻，尤其是隐喻，也与其信使的经历有关。隐喻为诗人所喜爱，自然与其含蓄、曲折且充满诗意有关，但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需要敏感而丰富的感觉力和想象力则也是不争的事实。作为表达方式的隐喻，其意义的生成过程看起来很简单，从A到B，从此处抵达彼处，其间的过渡、转换和连接被隐藏了，就如同信使所做的工作。绝大多数幸福的收信人并不会给信使特别的酬谢，一个微笑已经很难得。信使是被忽略的，然而却是必不可少的。孙甘露作为曾经的信使在他的写作中也仿佛一个信使，向我们送来数不尽的隐喻，自己却并不现身。我们就如同幸福的收信人，读着珠玉遍地的信，但我们常常忘记信使。被忽略的信使于是愈加孤独。所以，隐喻中其实既包含联系，同时也隐蓄着疏离。
“街道和弄堂”是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对上海而言，更是如此。现代都市无疑是产生疏离的重要原因，而邮递员这样的职业也许更充分地体验到这一种现代情感。一个乡村邮递员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他原就属于这一片土地，即便最初并不熟悉这儿的四里八乡，但随着职业活动的持续，也因着乡里乡亲、家长里短的彼此了解，他反而多了一份更深入的熟悉。可都市里的邮递员因着都市原本就有的陌生感，更兼彼此不易打开的话题和心扉，就只剩下对每日走过的街道和弄堂的熟稔。于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内心；同时，与内心的对话也需要语言，于是对语言的关注和省思成为必然的结果。
有论者将孙甘露称为“汉语中的陌生人”，的为确论，也让我想起现代汉语写作史上的另一个人——废名。在语言上，两者对陌生化的追求，对汉语表达的可能性的开拓，对诗意的执着，对小说之为故事的反抗等等都可以彼此映衬。就如德勒兹援引普鲁斯特的话所说，“正如普鲁斯特（Proust）所言，作家在语言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一门外语的语言。他令新的语法或句法力量得以诞生。他将语言拽出惯常的路径，令它开始发狂。”[1]德勒兹显然是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强调作家与语言的关系，而且多指一流作家。同时，德勒兹对现代主义的关注也是他如此言说的重要依据。可我们很难说废名是先锋派，是现代主义者。为什么孙甘露会成为现代主义者？我想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恐怕就是他居住的城市。
很多西方学者都已经阐述并证明了现代主义与大都市之间的关联。雷蒙·威廉斯对此也有论述。在一般的层面上，“……并不是对城市及其现代性作出回应的一般主题，才构成了可以被恰当地称为现代主义的东西。在大都市变化着的文化环境之中，它倒是这场运动的艺术家们和知识分子们新的、特定的场所。//由于许多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维度。……它是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开始形成的场所，超出了城市和国家较老的意义：一个事实上要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扩展的独特历史阶段，至少有可能扩展到全世界。”[2]他同时还指出，“现代主义转移的关键文化因素是大都市的特性：在这些总的条件中，但接着，甚至更加决定性地，是在它对形式的直接影响方面。形式方面创新的最重要的一般要素，是向大都市移民的事实，而不可能太经常地在这种准确的意义上强调有多少主要的创新者是移民。在主题的层面上，这一点以一种明显的方式构成了陌生和距离（的确还有异化）的各种要素的基础，它们如此经常地形成了贮藏的一部分。但是，决定性的审美效果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3]在这个意义上，大都市及其所产生的现代主义带着明显的普遍性，而这一普遍性正好与普遍主义诉求极其强烈的80年代中国的氛围相吻合，两者一拍即合。但在时过境迁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渐地认识到威廉斯当初就已经明确指出的事实：大都市“在最早的阶段中，这种发展与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财富和权力有磁性地集中到帝国的首都，以及同时出现的世界主义者接触到各种从属文化的广泛多样性。”[4]就上海而言，还不仅仅是帝国主义，而是作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大都市。这一点常常被上海研究所忽略。
当然，威廉斯所论是已经成为现代文化史思潮的现代主义，而不是针对兴起于8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思潮。但大都市与现代主义的关联，就其本质来说，无疑是相通的。然而，我们仍然不能忘记威廉斯的告诫，“大都市发展的力量不应被否认。它的解放与异化、接触与陌生、激励与标准化的复杂过程的令人兴奋和挑战，依然有强大的效力。但是，再也不能把这些特定的、有踪可寻的过程表现得似乎就是普遍性，不仅在历史中不可能，而且它也不可能在历史之上并超越历史。”[5]也就是说，作为一般形式的大都市及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互为表征的关系具有一种普遍性，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必然存在差异性，也必定有各自的独特性。对第三世界的上海而言，这一点尤须强调。
更进一步说，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上海经历了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及城市空间的改造和生产。有意思的是在80年代的文坛和思想界，这一点常常被有意无意地遗忘，对普遍性的诉求与渴望接轨世界（西方）奇异地表现为对新中国前的旧上海的怀旧风，更有此后学术界在北美汉学之一点的上海学推波助澜下的狂热跟进，使怀旧风愈益炽烈。1949年至80年代发轫前，上海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三十年的历史被严重遮蔽。这一情况要到90年代末至新世纪才略有改观。
在这个意义上，孙甘露的写作，无论其是否写到上海，还是其看似非常先锋的语言实践，理应置于近代以来的上海史背景和脉络中进行考察，而且这其中尤须强调1949年前与后两个不同时期的上海之于其城市书写、小说创作及散文、随笔写作之间的内在关联。譬如小说，我们就得探讨其形式与这个城市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包括他对小说是什么的理解。孙甘露非常固执地坚持小说不是故事，中庸一点，我们起码可以说，小说绝对不只是故事。在孙甘露，他找到的是他认为最贴合自己和自己所理解的这个城市的小说的形式。我们没有理由质疑这一点，也没有理由忽视它，而不去深入研究它。这个城市曾经产生过鸳鸯蝴蝶派，但也曾经有茅盾；新感觉派完全诞生于此，即使有日本等外来因素的影响，但它绝对只属于这里；鲁迅最后的十年与这个城市的关系尚未得到仔细而深入地研究；这个城市还曾经有过胡万春这样的工人作家；如今，这个城市有王安忆，陈丹燕；孙甘露也属于这个城市。这才是城市应有的包容和多元。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孙甘露的上海，就不可能被称为真正国际化的大都市，即使我们并不喜欢那样的上海。我甚至觉得，像《岛屿》、《边境》这些作品，既是孙甘露以诗化的语言尝试激活那些被现代化和都市化“污染”的语词，重新赋予其诗的意味的努力，同时，这样一些空间的意象和隐喻都是这个城市赐予他的礼物，也是另一种视角下的这个城市的景观。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甘露会对奈保尔这样的作家情有独钟。不必多么学术化的论证，一个早就深刻领会到“此地是他乡”的诗人、小说家，不可能对奈保尔没有感觉。也因为此，孙甘露才会说，“过去的上海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过去的时代，它对今日的上海人来说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它有一种紧密的上下文关系，它是由今日文化的境遇来界定的，它是历史环境的产物，而这中间，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革命从相似的角度对此起了一种催生作用。人们怀念的是一种不可见的生活方式，它的动力来源于它的虚幻，它的无处不在和它的无处可寻。”（《比缓慢更缓慢·隐去名字的酒吧》）孙甘露其实一直在阅读，既在读书，也在读这个城市，两者互相发明，将感受和理解推向更深处。这样的情形下，孙甘露没有理由不继续为这个城市书写，我们也没有理由不期待更加精彩的孙甘露。
最后，要感谢为松兄将这个任务交托给我，感谢甘露老师慨允由我来承担这个任务，感谢罗岗兄、文尖兄的指点和帮助，特别是罗岗兄请他在美国和日本的学生搜罗有关海外的研究成果，为的是能够呈现给学术界和甘露老师的粉丝们一个更完整的资料集。遗憾的是自己虽勉力为之，也还是多有不如意处，自然，这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最后一个需要交代的是研究性选文均为论文，举凡专著、文学史类的相关论述概不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