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4日18:05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石剑峰 点击: 次
观众在巴金110周年诞辰纪念展上参观巴金先生手迹。早报记者 雍凯 图
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一系列纪念活动本月在上海陆续举行。11月22日上午，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作家王安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都从“理想”的角度表达了对巴金的缅怀。下午，巴金学术研讨会举行的同时，作家李辉在思南读书会做了一场名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讲座，他从《随想录》的创作角度讲述巴金和1980年代文化老人的重要性。
王安忆：将巴金先生纪念日当做检讨的机会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纪念巴金先生的日子。这一年里我们做了些什么，是向巴金先生的期望接近了，还是落后了？我们应当将这个日子当做一个检讨的机会，这一年里我不认为我们更让巴金先生满意。”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开幕式上发言的主题是检讨，晚年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的一个主题即是“忏悔”。
王安忆在发言中检讨自己和同行，虽然写下和出版的文字更多，“扫扫又是一大堆”，“可其中的价值真不敢说。”王安忆在发言中说，这个世界的物质是更多了，每天有许多物质在消费出去，从可贵的资源转换成排泄物，“我希望其中不要有，或者少一些文字的制品。”对于未来，作家王安忆的期许和自我要求是，“节约纸张、笔墨、文字和思考，在节制消耗中安静下来，也许能听见巴金先生在对我们说什么，以他的心告诫我们，如何与时代保持文学的关系，这关系不是从现实而是从理想出发。”
陈思和：写《随想录》的冲动是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同样是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的发言关键词， “巴金先生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他自称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各种理论，积极投入反对军阀强权的社会运动，加入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真理、寻求民族解放的伟大行列。”
陈思和馆长认为，巴金先生对理想的追求，几乎贯穿了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他晚年写作《随想录》仍然贯穿了对理想的实践，我愿意把《随想录》称之为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解放过程的全记录。巴金先生用一个老人的迟暮生命，身体力行地参与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后来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没有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就不可能带动如此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
陈思和把《随想录》称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献，帮助人们来理解那个伟大而无比复杂的时代。巴金先生创作《随想录》的时候已经74岁，这部对“文革”的反思之作，他连续写了8年，从1978年写到1986年，从74岁写到82岁。陈思和馆长说，这8年期间，疾病和衰老紧紧缠绕着巴金先生，使他付出艰难力量才完成这部讲真话的书，他这样做的动力就是来自于他内心的巨大冲动，迫使他不得不把心中的话说出来，而这个冲动就是巴金的理想主义。
李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陈思和馆长把理想主义与巴金先生晚年的最重要作品《随想录》联系在一起，而《随想录》同样也是陈思和的同学、作家李辉在思南读书会讲座的主要内容。李辉在思南读书会上的讲座主题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巴金对八十年代文化老人群体的影响”。
1978年，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李辉和陈思和开始做巴金研究，也就是在这一年底，巴金开始写《随想录》第一篇，并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李辉说，“我们跟着巴金的《随想录》发表成长，当时文章在《大公报》发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抄巴老的《随想录》，做成卡片。”而当时，在资料室工作的是已故学者贾植芳先生，当时他还不能回到教室上课。
1977年5月，巴金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封信》，这是“文革”结束后，巴金先生的首次露面。“‘文革’对那一代人尤其是巴金先生，是心中之痛，他有责任进行总结和反思，希望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浩劫。”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巴金那一代文化人重新回到生活和工作中，巴金先生开始写《随想录》，“而当大多数归来者还在懵懂中时，他率先写作。《随想录》开时代之先。”对“文革”，巴金有很深痛的经历，在上海，他是被批判最多的作家。上海曾经电视直播批判巴金，还在报纸上做提前预告。批判后，他到干校劳动，妻子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而去世。写《随想录》之前，他说自己是人云亦云，白天写批判《不夜城》（作者柯灵）的文章，晚上去找老朋友柯灵聊天。
李辉说，一直到1977年时，巴金先生还写过官样文章，但到了1978年底他开始认真思考“文革”，这就是《随想录》的出现。李辉认为，1978年代开始写《随想录》的另外一个动因可能是巴金先生带团去法国访问，回到当年留学的地方，当年写《灭亡》的地方。李辉认为，“这段访问，激活了1920年代的记忆，这些记忆让自己重新思考自己，反省自己。”
1920年代，巴金在巴黎是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牺牲自己和平等，但为什么他自己后来做不到？李辉认为，回到巴黎期间，他是有反省的。所以写《随想录》就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干预。
1978年，“文革”刚刚结束，民国过来的一批文化老人集体劫后归来，当大多数人还在控诉“文革”，讲述自己伤痛的时候，《随想录》开时代之先，开始谈忏悔。李辉说，“那个时候，归来一代，主要是诉苦为主，但巴金虽然受苦，那么多人批判他，但他的文章里，没有一篇是谈这些事情。哪怕是出卖过他的朋友，他也几乎不谈。反倒是谈自我忏悔。他说，‘文革’，我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
那个时候，巴金先生主动写文章说自己在1955年写文章批判过胡风和路翎，但在李辉看来，这种忏悔现在反而成了所谓“罪状”，“很多人就指责巴金落井下石。但对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他是最早进行自我反省的人，但这是悲剧。”
巴金先生通过《随想录》来忏悔，更主张个人思考，反复强调讲真话。“1980年前后，讲真话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有人说，怎么可能句句真话？还有人批评说，讲真话水平太低，是小学生水平。所以讲真话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那时，萧乾、季羡林他们回应巴金说，‘我们尽量讲真话，坚决不讲假话。’”
李辉说，现在也有人批判《随想录》太简单了，但他认为，这些文章是一个76-82岁的老人写的，“他只是用最简单方式和语言，进入读者的心。”
除了巴金之外，回归老人们的写作出现了高峰，杨绛 《干校六记》、 季羡林《牛棚杂忆》 、梅志《往事如烟》、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于光远《“文革”中的我》等，关于“文革”，有不同的叙述方式，有惨烈也有荒唐。
李辉认为，现在谈1980年代，如果不谈那些老人的写作，那是不完整的。“大家都在谈1980年代，谈的都是1980年代的过来人，当时的年轻作家和读者。但1980年代的老人，他们几乎都不在了，他们做的事情，现在都不谈了，这是不公平的。”李辉认为，“历史不是孤立的，年轻人的成长离不开老年人在前面挡风遮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