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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是最早进行自我反省的人”

2014年11月24日18:05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石剑峰 点击:

观众在巴金110周年诞辰纪念展上参观巴金先生手迹。早报记者 雍凯 图

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一系列纪念活动本月在上海陆续举行。11月22日上午,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作家王安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都从“理想”的角度表达了对巴金的缅怀。下午,巴金学术研讨会举行的同时,作家李辉在思南读书会做了一场名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讲座,他从《随想录》的创作角度讲述巴金和1980年代文化老人的重要性。

王安忆:将巴金先生纪念日当做检讨的机会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纪念巴金先生的日子。这一年里我们做了些什么,是向巴金先生的期望接近了,还是落后了?我们应当将这个日子当做一个检讨的机会,这一年里我不认为我们更让巴金先生满意。”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开幕式上发言的主题是检讨,晚年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的一个主题即是“忏悔”。

王安忆在发言中检讨自己和同行,虽然写下和出版的文字更多,“扫扫又是一大堆”,“可其中的价值真不敢说。”王安忆在发言中说,这个世界的物质是更多了,每天有许多物质在消费出去,从可贵的资源转换成排泄物,“我希望其中不要有,或者少一些文字的制品。”对于未来,作家王安忆的期许和自我要求是,“节约纸张、笔墨、文字和思考,在节制消耗中安静下来,也许能听见巴金先生在对我们说什么,以他的心告诫我们,如何与时代保持文学的关系,这关系不是从现实而是从理想出发。”

陈思和:写《随想录》的冲动是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同样是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的发言关键词, “巴金先生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他自称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各种理论,积极投入反对军阀强权的社会运动,加入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真理、寻求民族解放的伟大行列。”

陈思和馆长认为,巴金先生对理想的追求,几乎贯穿了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他晚年写作《随想录》仍然贯穿了对理想的实践,我愿意把《随想录》称之为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解放过程的全记录。巴金先生用一个老人的迟暮生命,身体力行地参与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后来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没有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就不可能带动如此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

陈思和把《随想录》称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献,帮助人们来理解那个伟大而无比复杂的时代。巴金先生创作《随想录》的时候已经74岁,这部对“文革”的反思之作,他连续写了8年,从1978年写到1986年,从74岁写到82岁。陈思和馆长说,这8年期间,疾病和衰老紧紧缠绕着巴金先生,使他付出艰难力量才完成这部讲真话的书,他这样做的动力就是来自于他内心的巨大冲动,迫使他不得不把心中的话说出来,而这个冲动就是巴金的理想主义。

李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陈思和馆长把理想主义与巴金先生晚年的最重要作品《随想录》联系在一起,而《随想录》同样也是陈思和的同学、作家李辉在思南读书会讲座的主要内容。李辉在思南读书会上的讲座主题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巴金对八十年代文化老人群体的影响”。

1978年,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李辉和陈思和开始做巴金研究,也就是在这一年底,巴金开始写《随想录》第一篇,并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李辉说,“我们跟着巴金的《随想录》发表成长,当时文章在《大公报》发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抄巴老的《随想录》,做成卡片。”而当时,在资料室工作的是已故学者贾植芳先生,当时他还不能回到教室上课。

1977年5月,巴金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封信》,这是“文革”结束后,巴金先生的首次露面。“‘文革’对那一代人尤其是巴金先生,是心中之痛,他有责任进行总结和反思,希望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浩劫。”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巴金那一代文化人重新回到生活和工作中,巴金先生开始写《随想录》,“而当大多数归来者还在懵懂中时,他率先写作。《随想录》开时代之先。”对“文革”,巴金有很深痛的经历,在上海,他是被批判最多的作家。上海曾经电视直播批判巴金,还在报纸上做提前预告。批判后,他到干校劳动,妻子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而去世。写《随想录》之前,他说自己是人云亦云,白天写批判《不夜城》(作者柯灵)的文章,晚上去找老朋友柯灵聊天。

李辉说,一直到1977年时,巴金先生还写过官样文章,但到了1978年底他开始认真思考“文革”,这就是《随想录》的出现。李辉认为,1978年代开始写《随想录》的另外一个动因可能是巴金先生带团去法国访问,回到当年留学的地方,当年写《灭亡》的地方。李辉认为,“这段访问,激活了1920年代的记忆,这些记忆让自己重新思考自己,反省自己。”

1920年代,巴金在巴黎是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牺牲自己和平等,但为什么他自己后来做不到?李辉认为,回到巴黎期间,他是有反省的。所以写《随想录》就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干预。

1978年,“文革”刚刚结束,民国过来的一批文化老人集体劫后归来,当大多数人还在控诉“文革”,讲述自己伤痛的时候,《随想录》开时代之先,开始谈忏悔。李辉说,“那个时候,归来一代,主要是诉苦为主,但巴金虽然受苦,那么多人批判他,但他的文章里,没有一篇是谈这些事情。哪怕是出卖过他的朋友,他也几乎不谈。反倒是谈自我忏悔。他说,‘文革’,我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

那个时候,巴金先生主动写文章说自己在1955年写文章批判过胡风和路翎,但在李辉看来,这种忏悔现在反而成了所谓“罪状”,“很多人就指责巴金落井下石。但对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他是最早进行自我反省的人,但这是悲剧。”

巴金先生通过《随想录》来忏悔,更主张个人思考,反复强调讲真话。“1980年前后,讲真话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有人说,怎么可能句句真话?还有人批评说,讲真话水平太低,是小学生水平。所以讲真话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那时,萧乾、季羡林他们回应巴金说,‘我们尽量讲真话,坚决不讲假话。’”

李辉说,现在也有人批判《随想录》太简单了,但他认为,这些文章是一个76-82岁的老人写的,“他只是用最简单方式和语言,进入读者的心。”

除了巴金之外,回归老人们的写作出现了高峰,杨绛 《干校六记》、 季羡林《牛棚杂忆》 、梅志《往事如烟》、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于光远《“文革”中的我》等,关于“文革”,有不同的叙述方式,有惨烈也有荒唐。

李辉认为,现在谈1980年代,如果不谈那些老人的写作,那是不完整的。“大家都在谈1980年代,谈的都是1980年代的过来人,当时的年轻作家和读者。但1980年代的老人,他们几乎都不在了,他们做的事情,现在都不谈了,这是不公平的。”李辉认为,“历史不是孤立的,年轻人的成长离不开老年人在前面挡风遮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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